豫章长了芝草，太守刘祗想献给朝廷，问郡人唐檀，唐檀说：“现在外戚势力太大，皇帝权势弱，这哪是什么祥瑞啊！”刘祗就没献。
益州刺史张乔派从事杨竦带兵到楪榆攻打封离等人，大获全胜，砍了三万多首级，抓了一千五百个俘虏。封离等人吓坏了，杀了同谋的首领，向杨竦投降。杨竦好好安抚接纳，其余三十六种少数民族都来归附。杨竦还上奏弹劾九十名奸猾侵犯少数民族的长吏，都被判了死缓。
以前西域各国和汉朝断了联系，北匈奴又用武力控制他们，一起骚扰边境。敦煌太守曹宗很头疼，就上奏派行长史索班带一千多人驻守伊吾招抚西域各国，车师前王和鄯善王就又来投降了。
以前疏勒王安国去世，没儿子，国人立他舅舅的儿子遗腹为王，遗腹的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就把臣磐送回来立为疏勒王。后来莎车背叛于窴归附疏勒，疏勒就强大起来，和龟兹、于窴成了敌对国。
评论
这段记载反映了东汉安帝元初三年至六年的社会风貌与统治状况。
边疆与民族矛盾的频发
这一时期边疆冲突几乎贯穿始终，呈现出“多线作战”的特点：
南方蛮族多次反叛，苍梧、郁林、合浦等地的蛮夷与武陵蛮反复起事，反映出南方少数民族与官府的矛盾持续激化。
羌人叛乱是核心问题，从先零羌到效功种羌，朝廷采取军事打击与招抚结合的策略，甚至利用羌人内部矛盾（如刺杀零昌、杜季贡），最终虽暂时平定陇右，但耗费“二百四十馀亿”，导致并、凉二州虚耗，边民死亡无数，可见民族冲突对国家实力的严重消耗。
鲜卑、乌桓等北方部族也不断入寇，边疆防线承受多重压力。
朝廷内部的权力与制度变化
邓氏外戚势力显着，度辽将军邓遵作为太后从弟，因军功获封三千户，远超常规；而司空袁敞因“失邓氏旨”被逼自杀，体现出外戚专权对朝政的干预。
制度层面有重要调整，司徒刘恺推动“大臣行三年丧”，打破旧制，试图以礼仪规范引导风俗，是儒家伦理影响政治的体现。
司法与吏治存在问题，尚书郎张俊因私书被构陷，任尚因争功、诈增首级、贪赃被处死，反映出官场斗争的残酷与监察制度的漏洞。
自然灾异与社会动荡的关联
短短四年间，地震、旱灾、水灾、雹灾等频发，仅地震就有“郡国十”“郡国九”“郡国十三”“郡国四十二”等记载，灾异频发不仅加剧民生困苦，也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背景下，动摇了统治的合法性。灾害与边疆叛乱、内部矛盾相互交织，形成恶性循环，凸显出东汉中期统治的脆弱性。
治理困境的深层暴露
地方治理失效，益州刺史尹就因无法平定叛乱被追责，越巂夷因“赋敛烦数”反叛，说明官府的剥削与治理能力不足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原因。
军事策略的局限性明显，依赖刺杀敌方首领（如榆鬼杀杜季贡、号封杀零昌）虽短期见效，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矛盾，反而可能激化仇恨。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弱化，西域诸国因与汉朝断绝联系而被北匈奴控制，反映出朝廷在边疆治理上的力不从心。
总体而言，这段历史展现了东汉中期内忧外患交织的图景：民族冲突、外戚专权、灾异频发、治理失效相互叠加，虽通过暂时的军事胜利和制度调整维持统治，但深层矛盾不断积累，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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