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十月辛未日，太尉桓焉、司徒刘寿被免职。
罕羌部落五千多户向赵冲投降，只有烧何种还占据着参?没被攻下。甲戌日，解散了张乔的屯军。
十一月壬午日，任命司隶校尉下邳人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
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癸未年）
夏天四月庚戌日，护羌校尉赵冲和汉阳太守张贡在参丝攻打烧当羌，把他们打败了。
六月丙寅日，立南匈奴的守义王兜楼储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当时兜楼储在京城，皇帝亲自到殿前，把玺绶授给他，还带他上殿，赏赐了很多车马、衣服、器具、金银绸缎。又下诏让太常、大鸿胪和各国派来的侍子在广阳城门外举行送别宴会，大家吃喝玩乐，还有摔跤、杂技等表演。
冬天闰十月，赵冲在阿阳攻打烧当羌，又打败了他们。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扶风人马寔派人刺杀了句龙吾斯。
从九月开始，凉州地区地震了一百八十次，山谷都裂开了，城墙和寺庙都被破坏，很多老百姓被压死。
尚书令黄琼觉得之前左雄提出的选拔孝廉的办法，只看重儒学和文职官吏，在选拔人才的标准上还有遗漏，就上奏建议增加孝悌和能从政的人，一共列为四科，皇帝同意了。
评论
汉安元年至二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在腐朽与微光中挣扎的缩影。这一时期，外戚专权达到顶峰，士大夫的抗争愈发悲壮，而个别能吏的局部善政，如同乱世中的星火，短暂照亮却无法温暖整个将倾的大厦。
“豺狼当路”：外戚跋扈与士大夫的孤勇
汉安元年的“八使巡行”，本是朝廷试图整肃吏治的举措，却演变为士大夫与外戚的正面交锋，成为东汉权力斗争的标志性事件。
张纲埋轮：直击核心的悲壮抗争
侍中张纲受命巡行州郡，却在洛阳都亭“埋其车轮”，直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将矛头直指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他弹劾二梁“专肆贪叨，纵恣无极”，列数其“无君之心十五事”，言辞之激烈令“京师震竦”。这一行为的意义远超弹劾本身：它撕破了外戚“辅政”的伪装，揭露了“权贵当道，吏治腐败”的本质。然而，顺帝虽知张纲正直，却因“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而“不能用”，最终不了了之。张纲的抗争，是士大夫“以卵击石”的悲壮写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为坚守“君明臣直”的理想。
梁冀的报复与张纲的治世之才
梁冀对张纲恨之入骨，却因张纲声望太高不敢直接加害，转而将他派往“寇乱扬、徐间十余年”的广陵，企图借贼手除之。不料，张纲展现出惊人的胆识与智慧：他拒绝增兵，“单车之职”直抵贼帅张婴营门，以“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为贼众开脱，又晓以“天子仁圣，欲以文德服叛”的出路，最终使张婴万余人“面缚归降”。他入驻贼营后，“亲为卜居宅、相田畴”，让降者“任从所之”，彻底瓦解了叛乱的根基。这种“以德化贼”的治理，与梁冀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证明士大夫的“仁政”远胜权贵的“高压”。但梁冀仍“遏其功”，张纲在郡一岁而卒，张婴等五百余人“负土成坟”，民间的哀悼恰是对朝廷不公的无声抗议。
能吏的微光：乱世中的局部善政
在整体吏治腐败的背景下，个别能吏的善政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短暂显现出治理的可能性，却难以改变全局。
任峻、苏章、吴佑的治术
洛阳令任峻“选用文武吏，各尽其用”，虽“威禁猛于王涣”却能遏制奸邪；冀州刺史苏章“公私分明”，宴饮故人（清河太守）后仍按律弹劾其贪腐，令“州境肃然”，却因“摧折权豪忤旨”被免；胶东相吴佑“政崇仁简”，对私赋民钱为父买衣的啬夫孙性，不仅不罚，反而称其“观过知仁”，以教化化解矛盾。这些能吏的共同点在于：或严或宽，皆以“实效”为导向，而非迎合权贵。但他们的命运多是“旋用旋废”——苏章因忤旨被免，任峻、吴佑的善政也仅限于一郡，无法形成制度性影响。
善政的局限：个人能力难敌制度腐败
能吏的成功依赖于个人操守与智慧，却缺乏制度支撑。张纲平广陵靠“至诚”，李固定荆州靠“恩信”，苏章治冀州靠“公法”，但当他们离开或遭排挤，地方又会回到“贪暴-叛乱”的循环。东汉后期的吏治，已不是“缺人才”，而是“缺土壤”——权贵垄断晋升通道，贪腐成为“潜规则”，能吏的存在反而反衬出制度的病态。
边疆与内政：惯性崩坏中的微弱调整
这一时期的边疆局势与内政改革，延续了此前的颓势，仅有的调整也收效甚微。
匈奴与羌患的持续
南匈奴句龙吾斯复反，寇掠并部；罕羌虽有五千户降赵冲，但烧何种仍据守参?，羌患未平。凉州“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民死甚众，天灾人祸交织，边疆已濒临失控。朝廷对匈奴、羌人的策略，仍停留在“招降+镇压”的循环，缺乏长远规划，而军事资源的消耗，进一步加剧了内政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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