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阳太守翟超任用同郡的张俭为东部督邮。侯览家在防东，他残害百姓。侯览母亲去世回家，大肆修建坟墓。张俭上奏弹劾侯览的罪行，但侯览派人拦截奏章，最终奏章没能呈上去。张俭就毁掉侯览的坟墓和住宅，没收他的财产，详细上奏他的罪状，还是没有得到回应。徐璜哥哥的儿子徐宣担任下邳县令，暴虐程度更加厉害。他曾经想娶已故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没得到同意，就带着官吏和士兵到李暠家，把他女儿抢走，还当儿戏一样将其射死。东海相汝南人黄浮听说后，把徐宣的家属全部抓起来，不论老少，都进行拷问。下属们坚决劝阻，黄浮说：“徐宣是国家的贼子，今天杀了他，明天我就算因此获罪而死，也死而无憾了！”当即判徐宣死罪并斩首示众，还把他的尸体暴露在外。于是宦官们向皇帝哭诉喊冤，皇帝大怒，翟超和黄浮都被判髡刑（剃去头发）和钳刑（用铁圈束颈），被送到右校署服劳役。
太尉陈蕃和司空刘茂一起进谏，请求赦免成瑨、刘瓆、翟超、黄浮等人的罪行；皇帝不高兴。有关部门弹劾他们，刘茂不敢再说话。陈蕃就独自上疏说：“如今贼寇在边境，这就像是四肢的疾病；而朝廷内部政治不清明，才是心腹大患。我睡觉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实在是担忧陛下身边的小人一天天亲近，忠言却一天天疏远，内部的隐患逐渐积累，外部的灾难也越来越严重。陛下从列侯越级继承皇位，就算是普通小户人家，有百万家产，子孙们还会为失去祖业而感到羞愧，何况陛下拥有天下，这是从先帝那里继承来的，怎么能懈怠轻视呢！就算陛下不爱惜自己，难道不考虑先帝得天下的辛苦吗！以前梁氏五侯，毒害遍布全国，上天启发陛下的圣意，将他们收捕并处死。天下人都希望从此能稍微太平一些；可前车之鉴还不远，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而现在皇帝身边的近臣又相互勾结，权势越来越大。小黄门赵津、大奸商张泛等人，肆意贪污暴虐，谄媚陛下身边的人。前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将他们惩治诛杀，虽说大赦之后不应该再杀人，但推究他们的本意，是为了除去坏人，陛下又何必如此愤怒呢！然而小人的势力越来越大，迷惑了陛下的听闻，使得陛下大发雷霆，一定要施加刑罚，这已经过分了，更何况还要处以重刑甚至斩首呢！还有，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守法，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翟超没收侯览的财物，黄浮惩处徐宣的罪行，他们却都遭受刑罚，没有得到赦免宽恕。侯览横行霸道，没收他的财产已经是万幸；徐宣犯下如此罪行，死有余辜。以前丞相申屠嘉召来邓通并责备他，洛阳令董宣羞辱公主，汉文帝为邓通求情，汉光武帝给董宣重赏，没听说这两位大臣因为自行处置而被诛杀。如今陛下身边的这些小人，生怕他们的同类受到伤害，胡乱编造罪名，导致这些官员遭受刑罚。听到我这样说，他们肯定又会哭着向陛下诉说。陛下应该坚决杜绝身边近臣干预朝政的根源，引进尚书台等朝廷官员，选拔清廉高洁的人，斥退奸佞邪恶之徒。这样的话，上能使天气和顺，下能使大地融洽，吉祥的征兆还会远吗！”皇帝没有采纳。宦官因此更加痛恨陈蕃，陈蕃有关选举、奏议等事情，总是被皇帝下诏驳回，他的长史以下官员很多都被治罪，只是因为陈蕃是有名的大臣，宦官才不敢加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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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关于延熹九年的记载，是东汉“党锢之祸”爆发的前奏。字里行间弥漫着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激烈碰撞，也暗藏着王朝崩溃前的种种征兆，其背后的权力博弈与人性挣扎，至今仍发人深省。
“党争”的起点：从“乡谣”到“阵营”的撕裂
甘陵南北部的对立，看似源于周福与房植的私人恩怨，实则是东汉末年“士庶分化”的缩影。乡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的传播，本质是对“靠关系上位”与“凭德行立足”两种价值观的公开站队。当两家宾客“互相讥揣”并“各树朋徒”，一场由地方延伸至中央的阵营对抗已悄然拉开序幕。
这种撕裂在汝南、南阳等地进一步发酵。范滂拒绝为中常侍唐衡的关系户李颂安排职位，岑晊协助成瑨严惩宦官党羽张泛，表面是“褒善纠违”的吏治整顿，实则是士大夫集团对宦官势力的正面反击。而“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的民谣，既彰显了清流官员的威望，也暴露了他们“以私党行公义”的争议——当“党同伐异”成为常态，朝堂便不再有是非，只剩立场。
太学的“清议”：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局限
三万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核心，与李膺、陈蕃等形成“更相褒重”的舆论场，创造出“天下模楷李元礼”等评语，本质是试图以“清议”重塑政治伦理。这种“臧否人物”的传统，本是士大夫监督权力的武器，却在汉末演变为“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的舆论霸权——当知识分子的批评权异化为“道德绑架”，其初心便容易被权力斗争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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