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颎率领轻装部队追击羌人,从桥门出发,日夜兼程,在奢延泽、落川、令鲜水等地与羌人交战,接连打败他们;又在灵武谷交战,羌人彻底大败。秋天七月,段颎到了泾阳,剩下的四千羌人部落,全都逃散到汉阳的山谷里。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上书说:“东羌虽然被打败,但残余的部落很难全部消灭,段颎性格轻率果敢,恐怕胜负难以预料,应该暂且用招降的办法,这样才不会后悔。”诏书下达给段颎,段颎又上书说:“我本来就知道东羌虽然人多,但软弱容易控制,所以之前陈述我的想法,希望能为国家长久安宁考虑,而中郎将张奂说敌人强大难以击破,应该用招降的办法。圣明的朝廷明察,采纳了我的意见,没有采用张奂的计策。现在事情发展得和他说的不一样,他就心怀猜忌怨恨,听信叛羌的申诉,粉饰言辞,说我的军队‘多次受挫’,还说‘羌人都是同一族类,不可能全部消灭,山谷广阔,不可能清空,血流遍野,会破坏和谐导致灾祸’。我想到周、秦时期,戎狄就为害中原,汉朝中兴以来,羌寇最为猖獗,怎么都杀不完,即使投降了还是会反叛。现在的先零部落,多次反复无常,攻陷县城,抢劫百姓,挖掘坟墓,暴露尸体,灾祸涉及生者和死者,上天都为之震怒,借我之手进行诛杀。以前邢国无道,卫国去讨伐它,军队出发就下起雨来;我出兵经过夏天,接连得到及时雨,年成丰收,百姓没有疾病瘟疫。从上天的意志来看,这不是灾伤;从人事方面考察,众人齐心军队就能取胜。从桥门以西、落川以东,以前的县城相互连接,并不是什么深险隔绝的地方,车马可以顺利通行,不应该会受挫。张奂身为汉朝官吏,担任武职,驻军两年却不能平定贼寇,却想不切实际地停止战争,用和平手段招降强悍的敌人,都是些荒诞不实的空话,没有事实依据。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先零作乱,赵充国把他们迁到内地,煎当作乱边境,马援把他们迁到三辅地区,他们一开始归服,最终还是反叛,到现在都是祸患,所以有远见的人都深感忧虑。现在旁边的郡县人口稀少,多次被羌人残害,却想让投降的羌人和他们杂居,这就好比在良田种上荆棘,在家里养毒蛇啊。所以我凭借大汉的威严,制定长久的策略,想要斩草除根,不让他们再有滋生的机会。原本计划三年花费五十四亿;现在才过了一年,花费还不到一半,而残余的贼寇就快要被消灭了。我每次接到诏书,都说军队行动不受朝廷内部限制,希望能一直这样,完全信任我,让我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不失时机。”
八月,司空王畅被免职,宗正刘宠担任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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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关于东汉建宁元年的记载,展现了新帝即位初期权力格局的调整与边疆治理的争议,其中窦武、陈蕃为首的士人集团与宦官的角力,以及段颎、张奂在羌人问题上的策略分歧,尤为值得深思:
权力交接中的士人与皇权博弈
汉灵帝即位之初,窦武、陈蕃等士人借“参录尚书事”掌握实权,试图扭转桓帝时期的颓势。陈蕃以“事亡如存”的古训斥责托病不朝的尚书,凸显士人集团“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即便国丧期间,仍坚持以政务为重,试图通过整顿官僚体系重建统治秩序。
然而,权力巩固的第一步仍是“论功行赏”。窦武因定策之功封闻喜侯,曹节等宦官亦获封侯,形成“士人-外戚-宦官”暂时分利的格局。卢植劝窦武“辞大赏以全身名”,陈蕃“前后十上”坚辞高阳乡侯,实则是士人对“非德之封”的抵制,暗含对宦官分功的不满。这种矛盾预示着短暂平衡下的暗流:士人想以“德”立政,而宦官依赖“功”固权,双方的冲突只是暂缓,未从根本上解决。
羌患治理:铁血镇压与招抚绥靖的路线之争
段颎与张奂对东羌的处置分歧,是汉末边疆政策的典型争议。段颎主张“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认为羌人“狼子野心,降而复叛”,必须“绝其本根”;张奂则坚持“以恩降之”,担心镇压会“伤和致灾”。两种思路背后,是对边疆治理本质的不同理解:
段颎的逻辑是“短期阵痛换长治久安”。他以永初、永和年间羌乱耗费数百亿却“馀孽复起”为鉴,主张集中兵力速战速决,甚至提出“三冬二夏破定”的具体计划。逢义山之战中,他以“进则事成,走必尽死”激励士气,最终“斩首八千馀级”,印证了其战术的有效性,但也暴露了对“杀伤”的过度依赖。
张奂的担忧则更具长远视角。他并非反对平叛,而是警惕段颎“性轻果”可能导致的失控,认为羌人“馀种难尽”,一味镇压会激化民族矛盾。他引用赵充国、马援的先例,指出强制迁徙只会“始服终叛”,暗含“以柔化刚”的治理智慧。
这场争论的本质,是“军事征服”与“民族融合”的路线冲突。汉廷最终支持段颎,反映了王朝对“速效”的渴求——历经多年羌患后,统治者更倾向于用铁血手段换取暂时安定,却忽视了张奂提出的“种枳棘于良田”的隐患,为后世边疆动荡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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