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论说：《尚书》里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君主，君主就是百姓的父母。”那些蛮夷戎狄，虽然气质种类和我们不同，但他们趋利避害、热爱生命、厌恶死亡，和我们人是一样的。治理他们如果方法得当，他们就会顺从归附，如果方法不当，他们就会反叛侵扰，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古代先王的政策是，他们反叛就讨伐，归服就安抚，把他们安置在四方边境，不让他们扰乱礼仪之邦就行。如果把他们看作草木禽兽，不分好坏，不管来去，全部杀光，这哪里是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呢！况且羌人反叛的原因，是被郡县的官员侵害冤枉；反叛了却不马上镇压，是因为任用的将帅不合适。如果能派优秀的将领把他们赶到塞外，挑选好的官员去治理他们，这才是保卫边疆的好办法，怎么能只以多杀人来取乐呢！如果治理的方法不对，就算是华夏百姓，也会纷纷起来做盗贼，难道能把他们都杀光吗！这样看来，段纪明作为将领，虽然打胜仗立了功，但君子是不认同他的做法的。
九月，江夏的蛮人反叛，州郡出兵把他们平定了。
丹杨的山越人包围了太守陈夤，陈夤把他们打败。
当初，李膺等人虽然被罢官禁锢，但天下的士大夫都觉得他们的品德高尚，反而认为朝廷很污浊，仰慕他们的人唯恐赶不上，还一起互相标榜，给他们起了各种称号：把窦武、陈蕃、刘淑称为“三君”，所谓“君”，就是说他们是一代宗师；把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称为“八俊”，“俊”就是说他们是人中精英；把郭泰、范滂、尹勋、巴肃以及南阳的宗慈、陈留的夏馥、汝南的蔡衍、泰山的羊陟称为“八顾”，“顾”是说他们能用德行引导别人；把张俭、翟超、岑晊、苑康以及山阳的刘表、汝南的陈翔、鲁国的孔昱、山阳的檀敷称为“八及”，“及”是说他们能引导别人追随宗师；把度尚以及东平的张邈、王孝、东郡的刘儒、泰山的胡母班、陈留的秦周、鲁国的蕃向、东莱的王章称为“八厨”，“厨”是说他们能用钱财救济别人。等到陈蕃、窦武掌权，又举荐提拔了李膺等人；陈蕃、窦武被杀后，李膺等人又被罢官。宦官们痛恨李膺等人，每次下诏书，都会重申对党人的禁令。侯览特别怨恨张俭，侯览的同乡朱并向来奸佞邪恶，被张俭嫌弃，他按照侯览的意思，上书告发张俭和同乡二十四人另外给自己起称号，结成朋党，企图危害国家，张俭是他们的首领。皇帝下诏要追捕张俭等人。冬天，十月，大长秋曹节趁机暗示有关部门上奏“那些结党的人，像已故司空虞放以及李膺、杜密、朱?、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人，请下令让州郡进行拷问治罪。”当时皇帝十四岁，问曹节等人说：“什么是钩党？”曹节回答说：“钩党就是党人。”皇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要杀他们呢？”曹节回答：“他们互相推举同党，想要做不轨之事。”皇帝问：“不轨之事是指什么？”曹节说：“想要图谋国家政权。”皇帝于是批准了这个奏章。有人对李膺说：“你可以逃走了！”李膺回答说：“遇到事情不躲避困难，有罪不逃避刑罚，这是臣子的气节。我已经六十岁了，生死有命，逃走又能去哪里呢！”于是就去了诏狱，被拷打致死；他的门生和旧部也都被禁锢。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没有登记在册，所以没被牵连处罚，景毅感慨地说：“我本来觉得李膺很贤能，才送儿子去拜他为师，怎么能因为名册上漏记了名字，就苟且偷安呢！”于是自己上表辞官回家。
评论
建宁二年的历史记载，集中展现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升级与社会矛盾的激化，从政治斗争到边疆治理，从士人风骨到宦官专权，多个维度折射出王朝衰颓的不可逆之势。
政治抗争的徒劳：士人在高压下的微弱呐喊
这一年，士大夫阶层对宦官专权的反抗仍在继续，但已然沦为悲壮的徒劳。张奂借“青蛇现、大风雹”的灾异，直言窦武、陈蕃“忠贞未宥”是祸乱根源，请求为其平反、解除党锢，甚至敢触及“皇太后恩礼不接”的敏感问题，其勇气可嘉。然而，在宦官“左右皆恶之”的阻挠下，汉灵帝即便“深嘉其言”也无能为力，张奂最终只能“自囚廷尉”“以俸赎罪”，尽显士人话语权的丧失。
谢弼的上疏更为尖锐，直指“阿母宠私享大封”“陈蕃酷滥骇天下”，要求复用王畅、李膺，几乎是公开与宦官集团叫板。但结果是被外放、罢官，最终遭曹节从子报复“掠死于狱”。这揭示出一个残酷现实：在宦官掌控的权力体系中，任何触及核心利益的谏言都等同于自寻死路。杨赐的奏疏则相对隐晦，以“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委婉劝诫，却也仅能流于形式——当皇权彻底沦为宦官的工具，“乾刚之道”早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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