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壬戌日，任命太常南阳人刘逸为司空。
秋天，七月，太尉许训被罢免。任命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冬天，十月，司徒袁隗被罢免；十一月丙戌日，任命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这一年，鲜卑侵犯幽州。
评论
这段史料记载了熹平二年至五年的史事，集中展现了东汉末年统治危机持续加深的态势，可从以下几方面解读：
天灾人祸交织，社会根基动摇
自然灾害频发：这四年间，大疫、地震、大水、螟灾、旱灾等接连发生，尤其是熹平二年的“大疫”和四年“郡国七大水”，对底层民众生计造成毁灭性打击。灾害频发不仅加剧了粮食短缺，更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公信力，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边疆危机加剧：鲜卑持续寇掠幽、并二州，成为北方边境的长期威胁；西域于窴国攻灭拘弥，反映出朝廷对西域的控制力下降。边疆不稳与内地灾荒形成呼应，凸显东汉国力的衰退。
政治机制僵化，治理效能低下
官员任免频繁且无实效：短短四年间，太尉、司空等三公职位多次更迭（如段颎、李咸、陈耽、许训等先后担任太尉），官员任期短暂，难以推行长期政策。这种频繁变动既反映了朝廷内部权力博弈的混乱，也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三互法”暴露制度弊端：为防止官员结党而设的“三互法”，因规定过细（如禁止婚姻之家、两州人士相互监临），导致幽、冀二州长期缺官，地方治理瘫痪。蔡邕虽指出其“逐末舍本”，但朝廷拒不调整，可见僵化的制度已成为统治阻碍。司马光对此批评“国将亡，必多制”，直击东汉末年舍本逐末的治理困境。
党锢之祸升级，统治阶级失道
曹鸾之死与党锢扩大化：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为党人鸣冤，却被灵帝下令掠杀，随后朝廷进一步扩大党锢范围，将党人门生、故吏及亲属五属全部禁锢。这一事件标志着宦官集团对士大夫阶层的镇压达到新高度，也彻底暴露了皇权的昏聩——宁可牺牲人才、激化矛盾，也要维护腐朽的统治秩序。党锢之祸的延续，使得原本可支撑王朝的精英阶层与朝廷彻底对立，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塌。
文化举措的有限意义
熹平石经的刻立：朝廷命蔡邕校订《五经》并刻石于太学，客观上统一了经典文本，有利于儒学传承。但这一文化工程未能解决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其意义被时代的整体颓势所淹没，难以挽回东汉王朝的衰落趋势。
总体来看，熹平二年至五年的史事，呈现出东汉末年“天灾频仍、边患不止、政治僵化、党争加剧”的恶性循环。统治阶层既无力解决实际问题，又以严苛制度维护自身利益，最终将更多力量推向对立面，为黄巾起义的爆发和王朝的崩溃积蓄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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