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十月癸丑日初一，发生日食。
太尉刘宽被免职。辛丑日，京城发生地震。
十一月，司空陈球被免职。
十二月甲寅日，任命太常河南人孟彧为太尉。
庚辰日，司徒杨赐被免职。
任命太常陈耽为司空。
辽西太守甘陵人赵苞到任后，派人去接母亲和妻子儿女，眼看就要到郡里了。路过柳城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万多鲜卑人入侵抢劫，赵苞的母亲和妻子儿女就被劫持当作人质，鲜卑人用车载着她们来攻打辽西郡。赵苞率领两万骑兵与贼寇对峙，贼寇把他母亲拉出来给赵苞看，赵苞悲痛大哭，对母亲说：“儿子没本事，本想靠这点微薄的俸禄早晚侍奉您，没想到却给您带来灾祸。以前我们是母子，现在我是朝廷的臣子，从大义上讲不能顾及私情，损害忠义的节操，只能以死谢罪，也没法弥补我的罪过。”母亲远远地对他说：“威豪（赵苞字威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怎么能因为顾及我而损害忠义呢，你努力吧！”赵苞立刻进军交战，贼寇被打得大败，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被杀害了。赵苞自己上书请求回家安葬母亲，皇帝派使者去吊唁慰问，封他为鄃侯。赵苞安葬完母亲后，对同乡人说：“拿着俸禄却逃避危难，这不是忠诚；为了大义牺牲母亲，这不是孝顺。像这样，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吐血而死。
评论
熹平六年的史事，进一步暴露了东汉末年统治危机的深化，从政治决策的短视到社会伦理的撕裂，呈现出王朝加速坠落的轨迹：
天灾与治理失能的恶性循环
灾荒与吏治的双重困境：这一年正月大旱、七州蝗灾，灾情覆盖范围极广，而朝廷应对仅停留在“令三公条奏罢免苛酷贪污长吏”的表面功夫。即便对以严酷闻名的平原相阳球，也因“讨贼有功”特赦，可见所谓“整肃吏治”实为空谈。灾害加剧了民生凋敝，而吏治腐败又让赈灾实效大打折扣，形成“灾荒—民困—动荡”的死循环。
“宣陵孝子”事件的荒诞：数十名市井小民伪装成“宣陵孝子”，竟被皇帝直接任命为太子舍人，暴露出皇权的昏聩与选官制度的崩坏。这些毫无德行根基的“伪孝子”混入储君官属，不仅玷污官僚体系，更向社会传递出“投机可获利”的恶劣信号，与蔡邕强调的“搜选令德”背道而驰，折射出统治阶层价值观的扭曲。
文化政策与政治现实的割裂
蔡邕的封事直击时弊：皇帝沉迷书画辞赋，将文学侍从置于高位，甚至让“类徘优”的弄臣参与政事；同时荒废郊庙祭祀等国家大典，以“宫内产生”“吏卒小污”等借口规避礼制义务。这种“重末轻本”的倾向，使得王朝赖以凝聚人心的精神内核（礼制与经术）不断弱化。尽管蔡邕的劝谏促使皇帝短暂恢复郊礼，并将“伪孝子”改任低职，但并未改变皇权对“小道”的沉迷与对治国根本的漠视，文化举措沦为粉饰太平的工具。
军事决策失误与边疆溃败
盲动的北伐与惨败：护乌桓校尉夏育主张讨伐鲜卑，声称“一冬二春必能禽灭”，实为虚夸；而田晏为赎罪求官，联合宦官王甫推动出兵。蔡邕的反对理由极为透彻：东汉国力远逊武帝时期，鲜卑实力却远超往昔，且有汉人叛逃者相助，强行出征只会“耗竭诸夏”。但灵帝执意派三路大军北伐，最终被鲜卑首领檀石槐击溃，死者十之七八，三将沦为庶人。这场惨败不仅折损兵力、耗费钱粮，更暴露了朝廷在军事决策上的轻率——仅凭个人野心与宦官操控便启动大规模战争，全然不顾国家实力与民生承受力。
赵苞事件的伦理悲剧：辽西太守赵苞面对被鲜卑劫持的母亲与妻子，选择“义不顾私恩”出战，最终亲人遇害、自己呕血而死。这一悲剧的核心，是乱世中“忠”与“孝”的撕裂：赵苞的“尽忠”源于对朝廷的责任，却不得不以“杀母”为代价；其母的遗言“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更凸显出传统伦理在残酷现实面前的崩塌。这种个体的道德困境，本质上是王朝统治失序的缩影——当国家无法保护子民，却要求子民以极端牺牲践行忠义时，其合法性已岌岌可危。
统治阶层的集体迷失
从皇帝到大臣，这一年的决策始终围绕“短期利益”与“权力博弈”：灵帝凭个人喜好任免官员、推动北伐；宦官王甫借战争安插亲信；大臣或如蔡邕徒有谏言而无力改变，或如夏育、田晏以国事谋私利。整个统治集团既无长远规划，也无担当精神，在天灾、边患、民怨交织的危局中，仍在消耗着王朝最后的元气。
综上，熹平六年的事件清晰地表明：东汉的衰落已非局部问题，而是从顶层决策到基层治理、从价值观念到制度运行的全面崩塌。鲜卑的胜利、赵苞的悲剧、“伪孝子”的投机，共同构成了一幅王朝末年的乱世图景，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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