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有彗星出现在天市星区。九月,太尉张颢被罢免,任命太常陈球为太尉。
司空来艳去世。
冬天,十月,任命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宋皇后不受皇帝宠爱,后宫受宠的姬妾们一起诋毁她。渤海王刘悝的妃子宋氏,是宋皇后的姑姑,中常侍王甫担心皇后以后怨恨他,就诬陷皇后用邪道诅咒皇帝。皇帝相信了,于是下诏收回皇后的玺绶。皇后被送到暴室,忧愁而死。她的父亲不其乡侯宋酆以及兄弟都被诛杀。
丙子日月底,发生日食。
尚书卢植上书说:“那些被党锢的人大多没罪,可以加以赦免宽恕,纠正冤屈。还有,宋皇后的家属都无辜横尸荒野,不能收殓埋葬,应该下令收拾安葬,让他们的游魂得到安宁。另外,郡守、刺史一个月内多次升迁,应该按照考核升降来彰显他们的才能高低,就算不满九年,也可以任职满三年。还有,请求托关系以求升迁的行为,应该一概禁止,选举的事情,要责成主管官员负责。再者,天子的身份,按理不该有私人积蓄,应该专注于国家大事,忽略细小之事。”皇帝没有理会。
十一月,太尉陈球被免职。
十二月丁巳日,任命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鲜卑侵犯酒泉,他们的部族人口日益增多,边疆各地没有不遭受毒害的。
皇帝下诏让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并撰写赞词,以此鼓励学习的人。尚书令阳球劝谏说:“我考察乐松、江览等人,他们都出身低微,是才识短浅的小人,依靠皇亲国戚,攀附权贵豪门,卑躬屈膝,在圣明之时侥幸获得晋升。有的献上一篇赋文,有的写满一简鸟篆字,就被升为郎中,还被画像留念。也有连笔都没点过简牍,言辞都不能表达心意,找人代写文章,弄虚作假花样百出的,却无一不受到特殊恩宠,从污浊中脱身。所以有见识的人都对此闭口不言,天下人都为之叹息。我听说设立画像,是为了彰显劝诫之意,让君主能够借鉴得失,没听说过这些小人靠虚假的文章颂词,就能窃取朝廷官位,还画像留名的。现在太学、东观足够宣扬圣明教化,希望陛下停止鸿都门学的选拔,以消除天下人的指责。”奏章呈上后,皇帝没有理会。
这一年,开始在西邸公开卖官,根据官职不同收钱也不一样。二千石的官职卖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官职卖四百万钱。按照德行依次应选的人,价钱减半,或者是三分之一。还在西园设立仓库来存放这些卖官得来的钱。有的人到宫阙上书求任县令、县长,根据各县的好坏、贫富,价钱也有高低。富的人先交钱,穷的人到任后加倍交钱。皇帝还私下让左右的人卖三公九卿的官职,公卖一千万钱,卿卖五百万钱。当初,皇帝还是侯的时候常常为贫穷苦恼,等到即位后,常常感叹桓帝不会当家,竟然没有私人钱财,所以通过卖官聚敛钱财作为自己的私房钱。皇帝曾经问侍中杨奇:“我和桓帝相比怎么样?”杨奇回答说:“陛下和桓帝相比,就好像虞舜和唐尧比品德。”皇帝不高兴地说:“你真强硬,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肯定又会有大鸟飞来。”杨奇是杨震的曾孙。
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去世,他的儿子呼征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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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元年的史事,堪称东汉王朝加速坠入深渊的标志性一年。从政治荒诞到社会失序,从权力腐败到人心离散,这一年的种种事件,清晰展现了统治体系的全面溃败。
政治伦理的彻底崩塌
鸿都门学的设立与卖官鬻爵的制度化:灵帝置鸿都门学,将一批擅长辞赋、书法的“群小”破格提拔为刺史、太守甚至封侯,与传统士大夫阶层形成尖锐对立。这不仅是对选官制度的践踏,更标志着“重才艺轻德能”的畸形价值观成为官方导向。而“初开西邸卖官”更是将腐败推向极致——二千石官价二千万,公卿明码标价,甚至允许“到官后倍输”,连皇帝都公然将卖官收入据为私藏。这种赤裸裸的权力变现,彻底摧毁了官僚体系的公信力,也让“为官”沦为纯粹的逐利工具。当朝廷将“卖官”视为常态,士大夫的廉耻心与民众的期望便一同崩塌。
宦官专权与忠良遭陷:蔡邕因直言灾异根源(斥责宦官、外戚专权),被曹节等宦官泄露奏言,遭仇家构陷流放。即便有吕强营救,仍被阳球多次追杀,幸得义士相助才免于一死。这一事件暴露了宦官集团对话语权的垄断——忠臣进言不仅无效,反而招来杀身之祸。而宋皇后因宦官王甫构陷“祝诅”被废杀,家属连坐,连死后都不得收敛,更显皇权在宦官操控下的昏聩与残忍。此时的朝廷,已无公正可言,只剩下权力的倾轧与报复。
天灾异象与统治合法性的丧失
这一年频发的灾异(日食、地震、雌鸡化雄、黑气堕殿、青虹出现),在古代被视为“上天示警”。杨赐、蔡邕等大臣借灾异进言,直指“妾媵、阉尹专权”“冠履倒易”,试图唤醒灵帝。但灵帝要么漠视,要么在宦官干预下反噬进言者。这种对“天意”的无视,本质上是统治阶层自我放逐的体现——当朝廷既无力解决现实问题,又拒绝反思纠错时,灾异便不再是“警示”,而成为民众心中“天弃汉室”的印证。尚书卢植请求赦免党人、收敛宋后家属、规范官员任期,均被置之不理,可见统治集团已陷入“拒绝改革”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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