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太尉崔烈被罢免；任命大司农曹嵩为太尉。
十二月，屠各胡反叛。
这一年，朝廷卖关内侯的爵位，价格是五百万钱。
前大丘长陈寔去世，天下赶来吊唁的有三万多人。陈寔在乡里，以平常心对待人和事，乡亲们有争论，就找他评判是非，他能清楚地说明是非曲直，大家回去后都没有怨言，甚至有人感叹说：“宁愿受刑罚，也不愿被陈先生批评！”杨赐、陈耽每次被任命为公卿，同僚们都来祝贺，他们却总是感叹陈寔没能登上更高的位置，自己先于陈寔担任高位，感到很惭愧。
评论
中平三年至四年的史事，展现了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后加速坠落的轨迹。从中央到地方，从权力核心到社会底层，系统性的溃败已难以逆转，而个体的坚守与挣扎更凸显了乱世的悲凉。
中央权力的荒诞与腐败深化
灵帝与宦官集团的倒行逆施在这两年愈演愈烈：
卖官鬻爵常态化：不仅“迁除皆至西园谐价”，更公开“卖关内侯，直五百万钱”，连象征荣誉的爵位都成了敛财工具，官僚体系彻底沦为利益交易场。崔烈靠傅母入钱五百万买司徒，曹嵩（曹操之父）凭财富登太尉，这种“钱能通神”的规则，让有识之士彻底寒心。
宦官操控军权与奖惩：中常侍赵忠被任命为车骑将军，负责评定讨黄巾之功，本质是宦官集团攫取军权；傅燮因拒绝赵忠的私下交易，虽有功却被排挤出朝廷（任汉阳太守），而张让、赵忠等毫无军功者早已封侯，奖惩机制完全服务于权力私利。
帝王奢靡与民本背离：灵帝在天下动荡之际，仍命人缮修南宫玉堂、铸造铜人钟鼎，甚至用“翻车、渴乌”等机械技术服务于宫廷享乐（“洒南北郊路”），对民间疾苦的漠视到了极致。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让民心加速流失。
地方失控与军阀割据的雏形
这两年的地方叛乱呈现出新特点：从零星起义升级为规模化、集团化的割据势力，预示着“群雄逐鹿”时代的到来：
凉州乱局的恶化：韩遂杀边章等人后拥兵十万，与马腾合推王国为主，形成横跨凉州、寇掠三辅的强大势力。耿鄙不听傅燮“息军养德、分化贼众”的建议，执意进兵，最终因内部腐败（程球通奸利）引发兵变被杀，暴露了地方军政体系的脆弱——当官员任用只看关系、不重贤能，平叛只会变成“逼反”。
幽州的异族与地方势力勾结：张纯因未获兵权而联合乌桓叛乱，聚众十余万，甚至敢称帝号（张举称天子），说明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力已完全丧失。乌桓因“牢禀逋县”（军饷拖欠）叛离，反映出朝廷连基本的军事后勤都无法保障，边疆族群与地方豪强的联合，成为动摇王朝统治的新力量。
孙坚的崛起与军功价值：孙坚平定长沙区星起义获封乌程侯，展现了乱世中“军功=权力”的新逻辑。与傅燮的“守节而死”不同，孙坚凭借军事能力从地方官跃升为列侯，预示着武力将成为未来政治博弈的核心资本。
个体选择与时代精神的撕裂
这两年的人物命运，折射出乱世中不同的生存哲学：
傅燮的殉道：面对韩遂叛军的劝降，他以“伯夷不食周粟”自比，坚守“食禄者不避其难”的信条，最终战死。这种“守节”精神，是传统士大夫对儒家伦理的最后坚守，但在“天下已非复汉有”的现实面前，更像一曲悲壮的挽歌——当体制完全腐朽，个体的道德坚守难以挽回王朝的崩塌。
张纯、马腾的反叛：他们的行为虽属“叛乱”，却暴露了体制的不公：张纯因人才被压制而反，马腾因上司无能而反，反映出当上升通道被权贵垄断，有能力者会选择打破现有秩序。这种“被迫反叛”与黄巾起义的“官逼民反”形成呼应，共同构成王朝崩溃的内在动力。
陈寔的民间威望：陈寔去世后“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其“平心率物、晓譬曲直”的处事方式，成为乱世中的精神慰藉。民众“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的评价，反衬出官方道德体系的崩塌——当朝廷失去公信力，民间自发形成的道德权威，反而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微弱纽带。
历史的拐点：秩序崩塌的不可逆性
中平三、四年的乱局，已超越“农民起义”或“边疆叛乱”的范畴，进入系统性崩溃阶段：中央（宦官专权、卖官鬻爵）、地方（军政腐败、兵变频发）、边疆（族群叛乱、势力割据）、民间（民心背离、道德失序）的危机同时爆发，且互相叠加。
傅燮的战死、张纯的称帝、孙坚的封侯，本质上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旧的秩序（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官僚体系、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正在死亡，新的秩序（以武力为基础的军阀割据、以利益为导向的势力联盟）正在酝酿。灵帝君臣对此毫无察觉，仍在沉迷于权力斗争与奢靡享乐，最终让东汉王朝在“溃烂—反叛—更溃烂”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无可挽回的终点。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当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堵塞、奖惩机制被扭曲、道德权威被消解，任何局部的修补（如赦免、平叛）都无法阻止整体的崩塌。而乱世中个体的坚守与选择，终将塑造下一个时代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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