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卯日，张杨从野王来朝见皇帝，打算把皇帝接回洛阳，其他将领不同意，张杨只好又回到野王。这时候，长安城已经空了四十多天，身体强壮的人都四散逃命去了，体弱的人只能互相残食，两三年间，关中地区几乎看不到人的踪迹。沮授劝袁绍说：“将军您家好几代人都位居三公，世代践行忠义。现在朝廷流亡在外，宗庙也被毁坏，看看各州郡，虽然表面上打着义兵的旗号，实际上都在互相算计，没有一个是真心担忧国家、体恤百姓的。如今咱们州域大致平定，兵强马壮，士人归附，要是往西迎接皇帝大驾，在邺城建立宫殿，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积蓄兵马去讨伐那些不服从朝廷的人，谁能抵挡咱们呢！”颍川人郭图、淳于琼说：“汉室衰落已经很久了，现在想复兴它，谈何容易！而且现在英雄豪杰纷纷崛起，各自占据州郡，聚集人马，动不动就成千上万，这就好比秦朝失去了天下，先得到的人就能称王。现在把天子接到身边，一举一动都得上表奏请，听他的吧，咱们权力就小了，不听吧，又成了抗拒命令，这可不是个好办法。”沮授说：“现在迎接朝廷，从道义上说得通，从时机上也正好，要是不早点决定，肯定会有人抢先的。”袁绍不听他的。
评论
这段史料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乱世画卷，生动勾勒出东汉末年皇权崩塌、军阀混战的惨烈图景。从曹操在兖州的崛起，到汉献帝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再到各路军阀的尔虞我诈，每一个细节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无序与悲凉。
权力真空下的军阀博弈
曹操围雍丘诛杀张邈、受封兖州牧，这一事件看似只是局部战争的胜负，实则标志着新兴军阀势力开始通过实际战功与地盘控制获取官方认可，传统的中央任命体系已沦为军阀扩张的工具。曹操凭借对兖州的掌控，正式跻身核心军阀行列，为其日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埋下伏笔。
而汉献帝的流亡历程，则是中央权威彻底瓦解的缩影。从华阴之变到曹阳惨败，再到安邑苟安，天子的尊严被践踏至谷底。杨定、董承与段煨的冲突，看似是个人恩怨引发的军事冲突，实则暴露了流亡朝廷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混乱局面——大臣们以死担保段煨忠诚，却抵不过军阀的猜忌与胁迫；皇帝拒绝下旨攻击无辜的段煨，却挡不住将领们的擅自行动。这种“令不出宫”的窘境，正是皇权旁落的直接体现。
人性百态与乱世悲歌
史料中诸多细节刻画了乱世中的人性光谱：段煨在被围攻时仍坚持供给御膳、赡养老百官，展现了乱世中难得的忠义；沮俊怒斥李傕“乱臣贼子，未有如此也”，以生命扞卫士大夫的气节；而李傕、郭汜则将凶残暴戾演绎到极致，弘农东涧之败中“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曹阳渡河时“手指于舟中可掬”，字字泣血，道尽乱世惨状。
汉献帝的遭遇尤为令人唏嘘。从“露次于道南”到“乘舆居棘篱中”，从“以绢为辇匍匐而下”到“宫人皆食菜果”，这位天子沦为军阀争夺的傀儡，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当李乐建议“陛下宜御马”时，献帝那句“不可舍百官而去”的坚持，更显悲凉——在绝对的暴力面前，帝王的仁心已无足轻重。
战略抉择与历史走向
这段历史中的几个关键抉择深刻影响了后续走向：杨定、董承执意攻击段煨，不仅徒劳无功，更引来了李傕、郭汜的反扑，直接导致弘农惨败；袁绍拒绝沮授“西迎大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错失了政治主动权，而这一战略后来被曹操成功践行，成为其崛起的重要基石。
长安城的遭遇则直观展现了战乱对社会的毁灭性打击——“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昔日繁华帝都沦为人间炼狱，这既是权力斗争的恶果，也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结语
这段史料以简练而冷峻的笔触，记录了汉末乱世中最黑暗的片段。它不仅展现了军阀混战的残酷、中央权威的崩塌，更通过天子流亡、百官惨死、百姓遭殃的细节，揭示了权力失控对整个社会的毁灭性影响。在这段历史中，忠义与奸邪交织，理想与现实碰撞，最终构成了一幅令人扼腕的时代画卷，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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