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许县，盘算着迎接天子。大家都觉得“山东局势还没稳定，韩暹、杨奉自恃有功，骄横跋扈，一时半会儿很难搞定”。荀彧说：“以前晋文公迎接周襄王，诸侯们纷纷响应；汉高祖为义帝穿丧服，天下人都归心于他。自从天子流亡在外，将军您首先倡导义兵，只是因为山东局势混乱，没来得及去迎接天子。现在天子车驾返回，洛阳却一片荒芜，忠义之士都想着恢复汉室根本，百姓也怀念过去的朝廷。如果趁这个时候，尊奉天子来顺应人心，这是大顺；秉持公正来让天下人信服，这是大略；弘扬大义来招揽英雄豪杰，这是大德。四方就算有叛逆之徒，又能怎么样呢？韩暹、杨奉又有什么好担心的！要是不赶紧行动，让其他豪杰有了想法，以后再考虑，可就来不及了。”曹操听了，就派扬武中郎将曹洪带兵往西去迎接天子，董承等人凭借险要地势阻拦，曹洪没办法前进。议郎董昭觉得杨奉兵马最强，但缺少盟友支持，就以曹操的名义给杨奉写了封信，说：“我和将军您虽然没见过面，但久闻大名，仰慕您的忠义，所以对您推心置腹。如今将军您把天子从艰难困境中解救出来，送回旧都，辅佐的功劳，举世无双，真是太了不起了！现在天下群凶为害，四海还未安宁，皇位至关重要，需要大家辅佐。必须依靠众多贤能之士来清理王法，这确实不是一个人能独自完成的。就像心腹和四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将军您在朝廷内部主持事务，我在外面作为援助。现在我有粮食，将军您有兵马，互通有无，足以相互接济，不管生死离合，咱们都一起面对。”杨奉收到信后很高兴，对其他将领说：“兖州的军队离许县很近，有兵又有粮，咱们国家就该依靠他们。”于是大家一起上表，推举曹操为镇东将军，承袭他父亲费亭侯的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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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是东汉末年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时期，中央权威崩塌，地方势力割据混战，天子沦为各方势力争夺的政治符号，而各路诸侯的决策与博弈，深刻塑造了此后三国格局的雏形。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乱世中权力、道义与生存的复杂交织，其中的政治智慧、人性挣扎与历史偶然，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天子东归：一场徒劳的“权威重建”
汉献帝的东归之路，本质上是一场被各方势力裹挟的政治闹剧。董承、张杨主张还都洛阳，杨奉、韩暹却各怀异心，诸将“更相疑贰”的状态，暴露了东汉中央权威的彻底瓦解——连保护天子的军事力量都已沦为军阀博弈的工具，皇帝的“大赦”“谕止”不过是无力的象征。
张杨修缮宫室、刘表“军资委输”的举动，看似是对汉室的忠诚，实则暗藏政治算计：张杨通过命名“杨安殿”彰显个人功绩，却在还都后迅速返回野王“扞外难”，将虚名留给朝廷，自己保留实权；刘表提供物资支援，本质上是通过“尊王”姿态提升地方诸侯的政治合法性。这种“挟天子以自重”的早期形态，为后来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提供了历史参照。
而洛阳城的残破景象——“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则直观呈现了汉室衰微的惨状。曾经的帝国中心沦为废墟，百官从朝廷支柱沦为生存挣扎的难民，这种强烈的反差宣告了旧秩序的彻底崩塌，也为新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
徐州乱局：军阀混战中的生存逻辑
徐州的反复易手，堪称东汉末年军阀博弈的缩影。刘备、吕布、袁术三方的缠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乱世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生存法则。
刘备在徐州的溃败极具戏剧性：前有袁术大军压境，后有张飞与曹豹的内斗，最终被吕布偷袭下邳，陷入“饥饿困踧，吏士相食”的绝境。而麋竺“以家财助军”的举动，既是对刘备个人的忠诚，也折射出地方豪强与军阀的绑定关系——在中央权威失效后，地方士族必须通过依附有潜力的军阀保障家族利益。
吕布的行为则完全遵循实用主义逻辑：先受袁术诱惑袭取徐州，又因袁术“运粮不继”而接纳刘备，甚至让刘备屯驻小沛形成“并势击术”的联盟。这种反复无常的策略虽暂时巩固了他在徐州的地位，却也暴露了其缺乏长远战略的缺陷。而郝萌夜袭事件更凸显了军阀集团内部的脆弱性——权力缺乏制度约束，仅靠武力威慑维系，必然陷入“下克上”的恶性循环。
袁术称帝：逆势而动的政治悲剧
袁术企图称帝的闹剧，是建安元年最具标志性的政治事件，也成为乱世中“逆势而动必遭反噬”的经典案例。他援引“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与“袁氏为舜后”的血统论，试图为僭越行为披上“天命”外衣，却完全忽视了现实政治的基本逻辑。
主簿阎象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为例的劝谏，与孙策信中“在德不在强”的警告，本质上都指向同一核心：乱世中的权力合法性不仅需要“天命”包装，更需要“民心”与“实力”支撑。当时的天下虽乱，但汉室仍存“名义正统”，曹操、袁绍等主流军阀均以“尊汉”为政治正确，袁术贸然称帝，无疑将自己置于整个士大夫阶层与割据势力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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