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从关中带兵进入荆州地界，攻打穰城的时候，被流箭射中死了。荆州的官员们都来祝贺，刘表却说：“张济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来的，我们作为主人却没能以礼相待，以至于双方交战，这可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贺。”说完就派人去接纳张济的部下，那些人听说后很高兴，都一心归附刘表。张济的侄子、建忠将军张绣接替张济统领他的部队，驻扎在宛城。当初，皇帝离开长安后，宣威将军贾诩上交印绶，去华阴投靠段煨。贾诩向来有名，段煨军中的人都很仰慕他，段煨对他的礼遇也很周到。但贾诩却暗中打算归附张绣，有人就问他：“段煨对您这么好，您离开后能去哪儿呢？”贾诩说：“段煨生性多疑，已经有点猜忌我了，虽然现在对我礼遇优厚，但这种情况不会长久，早晚会对我不利。我离开他肯定会高兴，还希望我在外面结交强大的外援，这样他一定会好好对待我的妻子儿女；张绣那边没有出谋划策的人，也希望得到我，这样我家里人和我自己肯定都能保全。”于是贾诩就去了张绣那儿，张绣对他行子孙的礼节，段煨果然也好好照顾贾诩的家人。贾诩劝说张绣归附刘表，张绣听从了他的建议。贾诩去见刘表，刘表用宾客的礼节招待他。贾诩却私下说：“刘表啊，太平盛世里他是三公的料子，可他看不清局势变化，生性多疑又没决断，成不了大事！”刘表这人爱护百姓，招揽人才，安安稳稳地自保，他辖区内没什么战乱，从关西、兖州、豫州来归附他的学士有上千人。刘表就建立学校，讲解儒家经典，还让原来的雅乐郎、河南人杜夔制作雅乐。雅乐制成后，刘表想在厅堂观看演奏，杜夔说：“现在将军您又不是天子，在厅堂演奏雅乐，恐怕不合适吧！”刘表这才作罢。
平原的祢衡，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才华，能言善辩，但他脾气暴躁，为人刚直傲慢。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祢衡却辱骂曹操，曹操很生气，对孔融说：“祢衡这个小子，我杀他就跟捏死只麻雀、老鼠一样容易。但这小子一直有点虚名，要是我杀了他，远近的人会觉得我容不下他。”于是就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对他以礼相待，奉为上宾。祢衡整天把刘表的好话挂在嘴边，但却喜欢批评刘表身边的人，刘表身边的人就趁机诋毁他，说：“祢衡说将军您的仁德，连西伯侯都比不上，只是觉得您做事不够果断，最终成不了大事，就是因为这个。”这话其实说的是刘表的短处，但并不是祢衡说的。刘表听了很生气，因为江夏太守黄祖性子急，就把祢衡送给了黄祖，黄祖一开始也对祢衡很好。后来祢衡当众羞辱黄祖，黄祖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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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如一幅浓缩的汉末乱世画卷，勾勒出群雄逐鹿中的众生相，更暗藏着乱世生存的底层逻辑——格局决定命运，务实成就基业。从孔融的理想主义破产到曹操的屯田兴邦，从吕布的短视博弈到刘表的守成困局，历史的细节中处处可见性格与选择对个人及时代走向的深刻影响。
理想主义的悲歌：孔融的才疏意广与时代错位
北海太守孔融的形象，堪称汉末士大夫阶层理想主义破产的典型。他怀揣“靖难”之志，却陷入“才疏意广”的困境。其“高谈清教”虽辞气优雅，却“难可悉行”，这种脱离实际的空谈在乱世中注定沦为泡影。他任人唯亲却不任人唯贤，将名儒郑玄供为“民望”摆设，对左承祖等务实之士的忠言置若罔闻甚至痛下杀手，最终在孤立无援中败于袁谭。城破之际“隐几读书，谈笑自若”的从容，与其说是名士风骨，不如说是对现实的逃避——在生存优先的乱世，脱离现实的清高不过是自取灭亡的枷锁。
孔融的悲剧折射出汉末士族的普遍困境：他们背负着道德优越感，却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执着于虚名礼教，却不懂审时度势。当黄巾来寇、袁谭来攻时，空谈无法抵御兵戈，清谈不能填饱饥腹，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最终将这位“建安七子”之首推向了失败的深渊。
务实者的崛起：曹操屯田与乱世生存法则
与孔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操集团的务实选择。中平以来的乱世，“诸军并起，率乏粮谷”，袁绍军“仰食桑椹”，袁术军“取给蒲蠃”，甚至出现“民多相食”的惨状。粮食危机成为各路诸侯的致命短板，而曹操采纳枣祗的屯田建议，正是抓住了乱世生存的核心命脉。
“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的举措，看似简单却意义深远：它将流民转化为生产力量，将战争破坏的土地重新利用，使“所在积谷，仓廪皆满”。这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更让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为其兼并群雄奠定了物质基础。屯田制的成功，本质是将军事需求与经济生产相结合的制度创新，体现了曹操集团“兵农合一”的务实智慧。枣祗提出构想、任峻推行落实，曹操决策支持，这种“君臣相得”的协作模式，恰是曹操能在群雄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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