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把那些兵力少、待遇低的小将的队伍合并起来。别部司马、汝南人吕蒙，军队军容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孙权特别高兴，给他增加了兵力，对他十分宠信。功曹骆统劝孙权要尊重贤才，结交士人，经常思考得失，在犒赏赏赐的时候，要让每个人都单独进来，问问他们生活起居的情况，表达关心，引导他们说话，了解他们的志向和兴趣。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骆统是骆俊的儿子。
庐陵太守孙辅担心孙权守不住江东，就偷偷派人给曹操送信，叫曹操来。送信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孙权，孙权把孙辅身边亲近的人都杀了，把他的部队拆分，把孙辅迁到东边安置。曹操下诏书征召华歆，让他担任议郎，参与司空府的军事事务。
庐江太守李术不愿意服从孙权，还收留了很多孙权这边逃跑叛变的人。孙权把这些情况告诉曹操，说：“以前严刺史是被您任用的，却被李术害死了，他如此肆意妄为，实在无道，应该赶紧把他灭了。现在李术肯定又会花言巧语地向您求救。您身负重任，天下人都看着呢，希望您下令给相关官员，别再听他那套。”说完就出兵到皖城攻打李术。李术向曹操求救，曹操没理他。孙权于是血洗皖城，砍下李术的脑袋示众，还把他的两万多部下迁走。
刘表攻打张羡，打了好几年都没打下来。曹操当时正和袁绍对峙，没时间去救张羡。后来张羡病死了，长沙人又拥立他的儿子张怿。刘表接着攻打张怿以及零陵、桂阳，把这些地方都平定了。这下刘表的地盘方圆几千里，军队十多万，他就不再向朝廷进贡，还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日常生活的穿戴用度，都仿照皇帝的规格。
张鲁觉得刘璋昏庸懦弱，就不再听从他的命令，还袭击别部司马张修，把他杀了，吞并了他的人马。刘璋很生气，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张鲁就占据汉中，和刘璋成了敌人。刘璋派中郎将庞羲去攻打张鲁，没打赢。刘璋就让庞羲当巴郡太守，驻扎在阆中抵御张鲁。庞羲擅自召集汉昌的賨民当兵，有人在刘璋面前说庞羲的坏话，刘璋就开始怀疑他。赵韪多次劝谏刘璋，刘璋不听，赵韪心里也很恼火。
当初，南阳和三辅地区有几万户百姓流入益州，刘焉把他们都收编为军队，叫东州兵。刘璋性格宽厚软弱，没什么威严和谋略，东州兵经常侵犯欺压当地百姓，刘璋也管不住。赵韪向来很得人心，就借着益州当地士人和百姓的怨恨，发动叛乱，带着几万人攻打刘璋。他还送了很多财物给荆州，和荆州联合。蜀郡、广汉、犍为等地都响应赵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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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聚焦于官渡之战后汉末群雄的动态与命运转折，既展现了权力博弈的残酷，也揭示了性格对成败的深刻影响，更勾勒出乱世中各方势力的生存策略与格局演变。
袁绍集团的溃败与内耗：性格悲剧的必然
官渡战败后，袁绍集团陷入了“兵败-猜忌-内斗-进一步衰败”的恶性循环，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袁绍自身的性格缺陷。他表面宽和雅量，实则“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这种性格在战败后的表现尤为致命。
田丰之死堪称典型悲剧。战前田丰以“至言迕之”，精准预判了出战的风险；战败后，袁绍本有反思“吾亦惭之”，却因逢纪的构陷“丰拊手大笑”而恼羞成怒，最终诛杀田丰。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袁绍“貌宽而内忌”的本性，更让河北集团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智囊。正如袁绍军士所言“向令田丰在此，必不至于败”，田丰之死既是个人悲剧，更是袁绍集团自毁长城的象征。曹操对田丰的评价“向使绍用其别驾计，尚未可知也”，从侧面印证了袁绍“短于从善”的致命弱点。
而审配与逢纪的关系转折，则在黑暗中透出一丝亮色。逢纪虽与审配素有私怨，但在孟岱、郭图等人构陷审配时，却能以国事为重，直言“先所争者，私情也；今所陈者，国事也”，最终保住了审配。这种超越私怨的理性，在袁绍集团的内耗中显得尤为珍贵，也让袁绍暂时稳住了邺城根基。但这种偶然的理性闪光，终究无法弥补袁绍集团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领导者的刚愎自用与核心团队的信任缺失。
曹操集团的战略布局：稳健扩张与政治手腕
相较于袁绍的颓势，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展现出清晰的战略头脑与成熟的政治手腕，通过“军事打击+政治拉拢+制度建设”多管齐下，巩固并扩张势力范围。
在扬州的经营上，曹操任命刘馥为刺史，以合肥为据点展开建设。刘馥单马入空城，通过“招怀流民、广屯田、兴陂堨、立学校”等举措，数年之内使扬州从“独有九江”的残破局面，发展为“流民归者以万数”的稳固地盘。这种“恩化大行”的治理模式，与单纯的军事征服形成鲜明对比，为曹操集团提供了稳定的后方与经济支撑，体现了曹操在根据地建设上的长远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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