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派刘备向北侵犯，刘备的军队到了叶县，曹操派夏侯惇、于禁等人去抵挡。有一天，刘备突然烧掉营地撤退，夏侯惇他们就去追击。裨将军、巨鹿人李典说：“敌人无缘无故撤退，肯定有埋伏。南边道路狭窄，草木又深，不能追啊。”夏侯惇等人不听，让李典留守，自己带兵去追，结果果然中了埋伏，军队大败。李典赶紧去救援，刘备这才退走。
曹操下文书，要求孙权送儿子到朝廷做人质。孙权召集大臣们开会商量，张昭、秦松等人都拿不定主意。孙权带着周瑜到吴夫人面前决定此事。周瑜说：“以前楚国刚被封的时候，土地还不到百里。后来的继承人贤能，不断开拓领土，这才占据了荆州、扬州，一直到南海，传承了九百多年。现在将军您继承父兄留下的基业，拥有六个郡的人马，兵精粮足，将士们也都愿意效命。咱们可以开山炼铜，煮海水制盐，境内富饶，百姓也不想叛乱，有什么压力非要送质子呢！一旦送了质子，就不得不和曹操紧密相连，他要是召唤，您就不得不去，这样就被他控制了。最多也就得到一个侯印，十几个仆人，几辆车，几匹马，这哪能和您现在南面称孤相比呢！不如不送，先看看局势怎么变化。如果曹操能秉持正义，匡正天下，到时候您再侍奉他也不晚；要是他图谋暴乱，那他自己都自顾不暇，哪还有功夫害别人！”吴夫人说：“公瑾说得对。公瑾和伯符（孙策）同岁，只小一个月，我把他当儿子一样，你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于是，孙权就没送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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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年的历史记载，犹如一幅浓缩的乱世画卷，在权力更迭、军事交锋与人性抉择的交织中，展现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复杂图景。这段史料不仅记录了具体事件，更暗藏着影响历史走向的深层逻辑，值得从现代视角进行多维度解读。
权力传承的致命裂痕：袁绍集团的崩溃伏笔
袁绍之死与其子嗣争位的闹剧，堪称古代权力继承制度缺陷的典型案例。这位曾坐拥冀、青、幽、并四州的霸主，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与私心，直接为集团覆灭埋下伏笔。后妻刘氏偏爱幼子袁尚，袁绍既想立袁尚为嗣又不明确表态，反而以“诸子各据一州视其能”为由，将长子袁谭外放青州，这种看似“考察能力”的安排，实则是对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破坏。
沮授“万人逐兔”的劝谏精准预言了悲剧——当权力归属模糊时，最亲近的人往往会成为最危险的敌人。果不其然，袁绍死后，审配、逢纪为自保矫诏立袁尚，袁谭自称车骑将军屯兵黎阳，兄弟瞬间从潜在竞争者变为公开对手。更荒唐的是，在曹操大军压境时，袁尚仍对袁谭处处提防：“少与之兵”“议不与益兵”，最终逼得袁谭杀逢纪，彻底激化内部矛盾。这种“外敌当前仍内斗不止”的局面，暴露了封建家族式政权的致命弱点——权力传承依赖血缘却又因血缘分裂，缺乏制度化的继承规则，最终只能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殆尽。
军事博弈中的策略与勇气：从平阳之战看乱世生存法则
曹操与袁氏兄弟的对抗，以及钟繇平定河东的战役，展现了乱世军事斗争的复杂逻辑。钟繇面对郭援与南单于的联合进攻时，拒绝了诸将“释平阳去”的提议，精准洞察到“弃城示弱则关中皆叛”的连锁反应，体现了优秀军事家的战略眼光。他利用郭援“刚愎好胜”的性格弱点，在汾水半渡时发起突袭，最终大破敌军，验证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经典军事原则。
平阳之战中更动人的是个体的勇气。河东太守贾逵在城破后坚守气节，面对郭援的威逼“不动”“叱之”，那句“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的怒斥，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风骨。而绛城吏民“宁俱死耳”的呼喊，以及匿名者祝公道“盗引出逵”的义举，则让冰冷的战争史多了一丝人性温暖。这些细节揭示了乱世的另一种生存法则：武力可以征服城池，但气节与道义才能赢得人心。
值得玩味的是钟繇面对外甥郭援首级时的态度——“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在亲情与大义的抉择中，他选择了维护政权立场，这种“公私分明”的表现，既是乱世中官僚群体的生存智慧，也反映了忠君思想对士人的深刻影响。
外交与抉择：马腾的摇摆与孙权的拒质
建安七年的另两条线索——马腾的“阴怀两端”与孙权的“不送质”，展现了地方势力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策略。马腾最初“阴许”郭援连兵，在傅干“顺道者昌，逆德者亡”的劝谏下才转向曹操，这种摇摆本质上是弱小势力在强者夹缝中的无奈选择。傅干的游说精准击中马腾的痛点：“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将利弊分析转化为生存危机，最终促成其出兵助曹。这种“趋利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成为乱世中小势力的常见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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