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统领军队，让程普兼任南郡太守。鲁肃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一起抵抗曹操，孙权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把豫章郡分出一部分设为鄱阳郡，把长沙郡分出一部分设为汉昌郡；又让程普兼任江夏太守，鲁肃任汉昌太守，驻军在陆口。
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管事了，不能不学习。”吕蒙拿军中事务繁多来推辞。孙权说：“我难道是想让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博士吗？只是让你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你说事务多，能比我还多吗？我经常读书，觉得收获很大。”吕蒙这才开始学习。等鲁肃经过寻阳，和吕蒙谈论事情时，惊讶地说：“你现在的才略，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吴下阿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就应该重新刮目相看，兄长你怎么明白得这么晚呢！”鲁肃于是拜见了吕蒙的母亲，和吕蒙结为好友后才分别。刘备让庞统担任耒阳县令，庞统在任上没把县治理好，被免了官。鲁肃给刘备写信说：“庞士元可不是治理一个小县的人才。让他担任治中、别驾这样的职位，才能施展他的才能！”诸葛亮也这么说。刘备召见庞统，和他交谈后，非常看重他，就任命庞统为治中，对他的亲近和厚待仅次于诸葛亮，庞统和诸葛亮一起担任军师中郎将。
当初，苍梧人士燮担任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蛮夷杀害，州郡陷入混乱。士燮上表，请求让他弟弟士壹兼任合浦太守，士 兼任九真太守，士武兼任南海太守。士燮为人宽厚，中原地区很多人都去依附他。他在交州称雄，虽然地处偏远，但威望极高，出行的仪仗护卫非常盛大，让当地的少数民族都很敬畏。朝廷派南阳人张津担任交州刺史。张津喜欢搞一些和鬼神有关的事，经常戴着红色头巾，弹琴、烧香、读道书，说这样可以帮助教化百姓，结果被他的部将区景杀害。刘表派零陵人赖恭接替张津担任刺史。这时苍梧太守史璜去世，刘表又派吴巨接替他。朝廷赐给士燮玺书，任命他为绥南中郎将，督察七郡，依旧兼任交趾太守。后来吴巨和赖恭不和，吴巨起兵赶走了赖恭，赖恭逃回零陵。孙权任命鄱阳太守临淮人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率领兄弟听从步骘的指挥。吴巨表面归附，实际违抗命令，步骘设计引诱并斩杀了他，声威大振。孙权加封士燮为左将军，士燮送儿子到东吴做人质。从此岭南地区开始归属于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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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五年是东汉末年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关键节点，这一年的历史事件不仅折射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势力的战略博弈，更暗藏着乱世中权力逻辑、人才观念与地缘政治的深层规律。透过史书记载的诸多细节，我们能清晰看到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前夜，各方势力如何在生存危机与野心扩张中寻找平衡。
曹操：权力合法性的精密构建
建安十五年对曹操而言，是巩固权力与应对舆论质疑的关键之年。他在这一年发布的两道命令，堪称古代政治公关的经典案例。
第一道“唯才是举”令，打破了东汉以来“举孝廉”的人才选拔传统，直指“廉士而后可用”的僵化标准。这一政策背后，是曹操对现实政治需求的精准把握——乱世争霸的核心是人才竞争，道德完人若缺乏实干能力，远不如有瑕疵却有专长的人才实用。他以齐桓公任用管仲为例，巧妙地为自己打破传统伦理束缚的用人策略正名，为后续吸纳各方人才扫清了舆论障碍。
第二道十二月令则更具政治智慧。曹操在命令中进行了三层递进式的自我辩护：先追溯早年“秋夏读书，冬春射猎”的隐居理想，塑造“被迫出山”的形象；再列举破黄巾、讨袁术、摧袁绍、定刘表的功绩，强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现实贡献；最后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为由拒绝交出兵权，同时又退还三县封地以示“谦让”。这种“既要实权又要名声”的操作，将权力合法性建立在“保国安危”的现实逻辑上，既回应了“不逊之志”的质疑，又巩固了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而铜爵台的修建，则以物质符号的形式，无声宣告着曹操集团的实力与野心，成为其政治权威的物化象征。
孙刘联盟：合作与猜忌的双重变奏
这一年的孙刘关系，呈现出合作框架下的深度博弈。刘备因周瑜所给土地不足，冒险亲赴京口见孙权求督荆州，这一行为背后是刘备集团的生存焦虑——失去荆州根据地，寄人篱下的势力随时可能瓦解。而孙权面临的抉择更为复杂：周瑜、吕范主张软禁刘备，分化关张，彻底消除潜在威胁；但孙权最终选择“广揽英雄”，同意刘备的请求，这体现了他对战略全局的清醒判断——在曹操仍占据北方优势的情况下，孙刘决裂等于自取灭亡。
周瑜的战略规划则展现了江东集团的扩张野心。他提出“取蜀并张鲁，联马超据襄阳蹙操”的宏大蓝图，试图构建西起益州、东据江东的战略格局，将刘备集团挤压在夹缝中。这一计划的夭折（周瑜病逝巴丘）成为三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否则蜀汉政权可能根本无法建立。周瑜临终推荐鲁肃接替自己，却未料鲁肃推行的“借荆州与刘备”策略，彻底改变了江东的外交方向。这一决策虽暂时巩固了孙刘联盟，但也为日后的荆州之争埋下伏笔，暴露了弱肉强食时代“联盟”的脆弱性——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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