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曹操派夏侯渊救援冀城，还没赶到冀城就沦陷了。夏侯渊距离冀城还有二百多里时，马超前来迎战，夏侯渊的军队作战不利。氐王千万响应马超，驻扎在兴国，夏侯渊只好领军撤回。正好杨阜的妻子去世，他向马超请假去安葬妻子。杨阜的表兄天水人姜叙担任抚夷将军，率兵驻扎在历城。杨阜见到姜叙和他的母亲，忍不住悲伤地抽泣。姜叙问：“你怎么这样？”杨阜说：“守城没能守住，长官死了我又不能跟着去死，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马超背叛父亲，违抗君命，残忍地杀害州里的长官，这难道只是我杨阜的责任和耻辱吗？整个州的官员都觉得耻辱。你手握重兵，却没有讨伐贼人的心思，就像当年赵盾被记载为弑君一样（暗指姜叙失职）。马超虽然强大，但不讲道义，有很多破绽，很容易对付。”姜叙的母亲激动地说：“哼！伯奕（姜叙字），韦伯君（韦康）遇难，你也有责任，难道只是义山（杨阜字）的吗！人谁能不死，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你们应该赶紧行动，别再顾虑我；我会为你承担一切，不会因为我的余生拖累你。”姜叙于是和同郡的赵昂、尹奉、武都人李俊等人合谋讨伐马超，又派人到冀城，联合安定人梁宽、南安人赵衢作为内应。马超把赵昂的儿子赵月抓去做人质，赵昂对妻子异说：“我已经定下这样的计谋，事情肯定万无一失，但赵月怎么办？”异大声回答说：“为君父洗刷奇耻大辱，丢掉脑袋都不算什么，何况是一个儿子呢！”
九月，杨阜和姜叙进兵，进入卤城，赵昂、尹奉占据祁山，一起讨伐马超。马超听说后，大怒，赵衢趁机哄骗马超，让他亲自出城迎击。马超出城后，赵衢和梁宽关闭冀城城门，把马超的妻子儿女都杀了。马超进退两难，就去袭击历城，抓住了姜叙的母亲。姜叙的母亲骂他说：“你这个背叛父亲的逆子，杀害长官的恶贼，天地怎么会长久容你！你还不早点死，还有脸见人吗！”马超杀了她，又杀了赵昂的儿子赵月。杨阜和马超交战，身上受了五处伤。马超战败，就往南投奔张鲁。张鲁任命马超为都讲祭酒，还想把女儿嫁给他。有人对张鲁说：“像他这样的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怎么会爱别人！”张鲁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有功之人，封侯的有十一人，赐给杨阜关内侯的爵位。
冬天，十一月，魏国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官职；任命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钟繇为大理，王修为大司农，袁涣为郎中令并代理御史大夫事务，陈群为御史中丞。袁涣得到赏赐，都会分给别人，家里没有积蓄，缺什么就向别人借，他不做那种故意表现清高的行为，但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清廉。当时有传言说刘备死了，大臣们都去祝贺，只有袁涣没有这么做。
魏公曹操想恢复肉刑，下令说：“以前陈鸿胪（陈纪，陈群父亲）认为死刑中有可以施加仁爱恩典的情况，御史中丞（陈群）能申述你父亲的观点吗？”陈群回答说：“我父亲陈纪认为汉朝废除肉刑，增加笞刑，本意是出于仁爱怜悯，结果死的人却更多了，这就是所谓名义上减轻刑罚，实际上加重了。名义上刑罚轻就容易让人触犯，实际上刑罚重就会伤害百姓。而且杀人偿命，这符合古代的制度；至于伤人，有的只是残害别人身体，却只是剪剪头发（指当时刑罚），这不合理。如果采用古代的刑罚，让犯淫罪的人接受宫刑，让盗窃的人砍掉双脚，那就永远不会有淫乱和盗窃的恶行发生了。古代三千条刑罚，虽然不能全部恢复，但像这几条，是当今社会所忧虑的，应该先施行。汉律中判处死刑的，是仁爱无法顾及的重罪，其余那些罪不至死的，可以改为肉刑。这样的话，所施加的刑罚和所保全的生命就能够相抵了。现在用笞刑导致死亡的办法，来代替不致死的刑罚，这是重视人的肢体而轻视人的生命啊。”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只有钟繇和陈群的意见相同，其他人都认为不可行。曹操因为战事还没结束，考虑众人的意见后，就暂时搁置了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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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八年是三国乱世中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里，曹操集团、孙权集团、刘备集团以及凉州马超势力等多方力量展开激烈角逐，军事冲突、政治变革与人性抉择交织上演，为三国格局的形成埋下诸多伏笔。透过史册简练的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乱世中权力运作的逻辑与个体命运的浮沉。
军事交锋：实力较量与战略博弈
这一年的军事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曹操与孙权在濡须口的对峙。曹操号称率领四十万步骑兵进军濡须口，虽攻破孙权江西营并俘获都督公孙阳，但面对孙权七万军队的严密防御，最终只能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场战役中，双方展现出不同的军事智慧：曹操倚仗兵力优势发起强攻，却在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的严密部署下难有突破；孙权则以精准的战略判断与心理战术应对，一句“春水方生，公宜速去”点破曹军受制于自然条件的软肋，而“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直白表述，既显坦诚又藏威慑，最终迫使曹操撤军。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博弈，体现了三国时期军事对抗中“智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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