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进入成都后，摆下酒宴，犒劳士兵。他拿出蜀城中的金银，分给将士们，把粮食和布帛也归还给百姓。刘备担任益州牧后，任命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南郡人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一起处理左将军府的事务，任命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军议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裨将军南阳人黄忠为讨虏将军，从事中郎麋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北海人孙乾为秉忠将军，广汉县长黄权为偏将军，汝南人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山阳人伊籍为从事中郎，零陵人刘巴为西曹掾，广汉人彭羕为益州治中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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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九年是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格局发生关键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势力在不同战场展开激烈角逐，军事谋略的碰撞、政治格局的调整与人物命运的沉浮交织在一起，为三国鼎立的最终形成埋下了重要伏笔。
夏侯渊西北破敌：灵活用兵奠定曹魏西北霸权
在西北地区，夏侯渊展现出的军事才能成为曹魏稳定西北的关键。面对马超围攻祁山的紧急局势，他力排众议，拒绝等待曹操的远程调度，果断出兵救援，以张合为先锋击溃马超，体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战场智慧。当时信息传递缓慢，若坐等曹操指令，姜叙等部必然溃败，夏侯渊的当机立断避免了曹魏在西北的势力收缩。
在追击韩遂的战役中，夏侯渊的战略眼光更为凸显。他没有选择直接攻打韩遂主力或坚固的兴国城，而是采用“围点打援”的思路，袭击长离羌屯。这一决策精准抓住了韩遂军队的构成特点——其部众多为长离羌人，家眷被攻必然引发军心动摇。当韩遂被迫回援时，夏侯渊又拒绝“结营作堑”的保守建议，趁敌军立足未稳发起猛攻，最终大破韩遂军。这种“出其不意、直击要害”的战术，展现了他对敌军心理和战场形势的深刻把握。战后夏侯渊乘胜追击，收服兴国氐众、击破高平屠各，进一步巩固了曹魏在关中及凉州的统治，为后来西北边疆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曹操晋位诸侯王上：政治权力的实质性跃升
三月，汉献帝下诏让曹操“位在诸侯王上”，并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这一事件看似只是礼仪性的调整，实则是曹操政治地位的实质性跃升。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汉代，“位在诸侯王上”意味着曹操在名义上已超越刘氏宗室诸王，成为仅次于皇帝的最高统治者。金玺、赤绂、远游冠等礼器的更换，更是从礼制层面确认了这一地位变化。
这一举措是曹操集团多年政治经营的结果，也是东汉皇权进一步旁落的标志。自“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曹操通过军事征服与政治改革逐步掌控中央政权，此次晋位是其权力从“挟制”走向“名正言顺”的关键一步，为后来曹丕代汉建魏铺平了道路。但这一行为也加剧了士大夫阶层的分裂，部分拥汉派势力对曹操的不满情绪进一步积累，成为后来曹魏政权内部潜在的矛盾隐患。
孙权皖城破敌：吕蒙奇袭展现江东军事智慧
在东线战场，孙权与吕蒙的合作上演了一场经典的闪电战。曹操派朱光在皖城大规模屯田，试图通过发展农业增强淮南地区的军事实力。吕蒙敏锐察觉到这一威胁，力劝孙权趁稻田未熟及早夺取皖城，避免曹魏势力在此坐大。
在攻城战术上，吕蒙再次展现出卓越的军事判断力。他否定了“作土山、添攻具”的常规打法，指出这种方法耗时过长，会给敌军加固城防和等待救援的机会；同时结合雨季作战的特点，强调拖延会导致水位下降、退路艰难。最终采用“趁锐强攻”的策略，以甘宁为先锋奋勇登城，吕蒙亲自擂鼓助威，全军士气大振，从清晨进攻到早饭时分便攻破皖城，创造了三国时期快速攻城的经典战例。
此战的胜利不仅摧毁了曹操在淮南的屯田基地，削弱了其东线军事实力，更巩固了孙权对庐江地区的控制，为江东政权赢得了战略缓冲空间。张辽援军行至夹石听闻城破而退，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次奇袭的时效性价值。战后孙权任命吕蒙为庐江太守，进一步凸显了对这位军事奇才的信任与倚重。
刘备定蜀：三分天下格局的关键落子
建安十九年最具战略意义的事件，当属刘备攻克成都、占据益州。这场历时数年的军事行动，在这一年迎来了决定性转折。诸葛亮、张飞、赵云溯江而上，分兵平定巴东、江州等地，其中张飞义释严颜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严颜那句“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展现了益州军民的抵抗意志，而张飞“壮而释之”的举动，则体现了刘备集团争取益州人心的政治智慧，为后续统治减少了阻力。
刘备围攻雒城近一年，付出了庞统中箭身亡的惨重代价，最终破城后直逼成都。此时马超的归降成为压垮刘璋的最后一根稻草。马超因在张鲁麾下受排挤而心怀不满，刘备派李恢游说其归降，随后令马超驻军城北，利用其威名震慑成都军民。尽管城中尚有三万精兵、一年粮草，且吏民愿死战守城，但刘璋在“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的愧疚中选择开城投降，避免了更多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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