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对侍中苏则说：“之前攻破酒泉、张掖后，西域通过敦煌派使者来，进献了直径一寸的大珍珠，能不能再通过买的方式多弄点来？”苏则回答说：“要是陛下能让中原地区都受到教化，仁德传播到沙漠地区，这些珍珠不用求就会自己来。要是通过求购得到，那就没什么珍贵的了。”曹丕听了，默默不语。
曹丕征召东中郎将蒋济为散骑常侍。当时有诏书赐给征南将军夏侯尚，上面写着：“你是我心腹重要将领，特别委以重任，可以作威作福，决定人的生死。”夏侯尚拿给蒋济看。蒋济来后，曹丕问他在外边听到看到什么，蒋济回答说：“没听到什么好事，只看到了亡国的话。”曹丕脸色一沉，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蒋济就详细解释了原因，还说：“‘作威作福’这话，《尚书》里可是明确告诫过的。天子不能说玩笑话，古人都很慎重，希望陛下明察！”曹丕马上派人追回之前的诏书。
曹丕想把冀州士兵的家属十万户迁到河南，让河南人口充实起来，可当时正赶上大旱，闹蝗虫，老百姓都在挨饿，官员们都觉得这事儿不行，但曹丕主意很正。侍中辛毗和其他大臣一起求见曹丕，曹丕知道他们是来劝谏的，就板着脸等着，大臣们都不敢说话。辛毗问：“陛下想迁移士兵家属，这是怎么考虑的呢？”曹丕说：“你觉得我这想法不对？”辛毗说：“确实觉得不对。”曹丕说：“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事。”辛毗说：“陛下不觉得我没本事，把我放在身边，让我参与谋划大事，怎么能不跟我讨论呢！我要说的可不是私事，是为国家考虑，陛下怎么能冲我发火呢！”曹丕不回答，起身就往屋里走。辛毗追上去拉住他的衣服，曹丕使劲甩了甩衣服，头也不回就进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说：“佐治（辛毗字佐治），你逼我逼得也太紧了吧！”辛毗说：“现在迁移，既会失去民心，又没办法给这些人提供食物，所以我不敢不拼命劝您。”曹丕这才决定只迁移一半。曹丕有次出去打野鸡，回头对大臣们说：“打野鸡太好玩了！”辛毗说：“陛下觉得好玩，可下面的人却很辛苦。”曹丕听了没说话，后来就很少出去打野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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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以时间为轴线，清晰勾勒出曹丕从魏王迈向魏文帝的关键历程，其中既蕴含着权力交接的博弈智慧，也暴露了新政权建立初期的治理困境，更折射出魏晋之际的政治伦理与制度变革。透过字里行间，一个复杂多面的统治者形象与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跃然纸上。
权力布局：从军事威慑到人才博弈
曹丕在正式代汉前，已然展现出成熟的政治手腕。六月南巡之举，表面是军事巡查，实则是通过武力威慑巩固统治根基，为后续权力过渡铺平道路。而七月孙权遣使奉献，则印证了这一策略的成效——外部势力的臣服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注脚。
孟达归降事件堪称人才策略的典型案例。曹丕对孟达“引与同辇”的破格礼遇，不仅是对其“容止才观”的欣赏，更是出于战略布局的考量。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委孟达以西南重任，体现了对边境防御的重视。然而刘晔的劝谏“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却为后来的局势埋下伏笔，这也暴露出曹丕在用人上“重才轻德”的隐患，反映出乱世中实用主义对人才标准的影响。
刘封之死则交织着权力斗争与伦理困境。诸葛亮担忧刘封“刚猛难制”而劝刘备除之，最终导致这位养子被赐死。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蜀汉内部的权力制衡，更折射出乱世中亲情在政治利益面前的脆弱性，成为三国时期“权力高于伦理”的缩影。
礼制争议：传统与现实的碰撞
孙盛对曹丕在服丧期间设宴作乐的尖锐批评，揭开了魏晋礼制变革的序幕。他认为曹丕“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是“堕王化之基”，实质上反映了传统儒家礼制与现实政治需求的冲突。汉文帝废除三年之丧后，汉代礼制本就面临传承危机，曹丕的行为被视为对传统伦理的进一步破坏。这种争议背后，是新时代政权在构建自身伦理体系时的两难：既要顺应现实政治需要，又需面对传统礼制的束缚。
值得注意的是，孙盛将曹丕“受禅显纳二女”与“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相联系，虽带有宿命论色彩，却也暗示了时人对政权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在儒家伦理框架下，统治者的个人德行与政权兴衰被紧密捆绑。这种观念深刻影响着魏晋时期的政治评价体系。
制度革新：从地方治理到国家架构
贾逵治理豫州的实践成为地方行政改革的范本。面对“刺史多不能摄郡”的乱象，贾逵以“六条诏书”为依据，严惩违法官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展现出“严能鹰扬”的督察之才。曹丕将豫州作为全国范本，不仅是对贾逵个人的肯定，更体现了新政权对地方治理的重视。这种“外修军旅，内治民事”的治理模式，为曹魏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统治基础，也开启了魏晋时期重视地方行政效能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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