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丙申日，曹丕回到洛阳。一开始，曹丕问贾诩：“我想讨伐那些不听话的，统一天下，先打吴国还是蜀国好呢？”贾诩回答说：“要是想靠武力攻占，那得先注重军事力量；要是想建立根基，就得崇尚道德教化。陛下您顺应天命接受禅让，统治天下，如果用文德来安抚百姓，等着局势变化，那平定天下就不难了。吴国和蜀国虽然都是小国，但它们一个靠着山，一个隔着水。刘备有雄才大略，诸葛亮善于治理国家；孙权能看清形势，陆逊懂得用兵。他们占据着险要的地势，在江河湖海上划船作战，想要一下子消灭他们可不容易。用兵的道理是，先有必胜的把握再开战，要估量敌人的实力，分析将领的能力，这样才能万无一失。我私下觉得，咱们这些大臣里，没人能比得上刘备、孙权那边的对手，就算陛下您带着天威去攻打，也不见得能有十足的胜算。以前舜帝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有苗部落就归服了，我觉得现在应该先搞文治，再动用武力。”曹丕没听他的，结果最后出兵也没取得啥成果。
丁未日，陈忠侯曹仁去世了。
之前啊，黄元因为不讨诸葛亮喜欢，听说刘备生病了，害怕以后没好日子过，就干脆带着整个郡造反了，还放火烧了临邛城。当时诸葛亮往东去看望刘备病情，成都城里兵力空虚，黄元就更肆无忌惮了。益州治中从事杨洪知道这事儿后，就建议太子派将军陈曶、郑绰去讨伐黄元。大家都觉得黄元要是不围攻成都，就会跑到越巂，占据南中地区。杨洪却分析说：“黄元这人一向凶狠残暴，又没什么恩义信用，他哪有那本事干这事啊！他顶多就是顺着江水往东跑，心里盼着主上平安，到时候就把自己绑了去请罪；要是情况不妙，那就只能投奔吴国，求条活路。咱们只要让陈曶、郑绰在南安峡口那儿截住他，准能抓住他。”后来黄元果然兵败，顺着江东逃，陈曶、郑绰就把他活捉了，然后砍了脑袋。刘备病情越来越严重，就任命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让尚书令李严当副手。刘备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比曹丕强十倍，肯定能让国家安定，最终成就大事。要是我这儿子能辅佐，你就好好帮他；要是他实在不成器，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诸葛亮哭着说：“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忠职守，死而后已！”刘备又给太子下诏说：“人活到五十岁就不算短命了，我都六十多岁了，也没啥可遗憾的，就是放心不下你们兄弟。你们要努力啊，努力！别觉得坏事小就去做，也别觉得好事小就不做！只有贤德才能让人信服。你爹我德行不够，不值得你学。你以后跟着丞相做事，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他。”夏天四月癸巳日，刘备在永安去世，谥号昭烈。丞相诸葛亮护送灵柩回成都，任命李严为中都护，让他留在永安镇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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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历史事件评注：三国对峙中的智谋与格局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是三国鼎立格局初步稳定后的关键一年，魏、蜀、吴三方的军事交锋与权力交替，不仅展现了个体将领的军事才能，更折射出三国时期战略博弈的复杂性与历史走向的偶然性。这一年的战事与决策，为后续数十年的三国格局埋下了伏笔。
曹魏东线攻势的得与失
曹魏在这一年发动了对东吴的多线进攻，试图趁吴蜀夷陵之战后局势未稳之际扩大战果，但其军事行动呈现出明显的“虎头蛇尾”特征。
曹真与张合在江陵中洲的胜利，体现了曹魏军事实力的优势。然而曹仁在濡须的军事行动，却暴露了其战略判断的严重失误。曹仁作为曹魏元老将领，本应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但在濡须之战中却连续犯错：先是中了朱桓的“声东击西”之计，分散兵力；后又无视蒋济的劝阻，执意派常雕、王双袭取中洲，最终导致损兵折将。朱桓以五千兵力击溃曹仁数万大军，不仅展现了其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印证了“胜负在将不在众寡”的战争规律。他通过心理动员稳定军心，利用地理优势以逸待劳，又以“偃旗鼓”示弱诱敌，一系列操作将战术灵活性发挥到极致，成为三国时期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此次南征虽有局部胜利，却未能实现战略目标。曹真围攻江陵六月之久，面对朱然率领的五千残兵仍未能破城，反而因疫疾与后勤问题被迫撤军。董昭对夏侯尚“浮桥屯渚”战术的批评，精准指出了曹魏军事行动中的冒险主义倾向——违背“兵好进恶退”的基本规律，忽视地理与水文风险，最终陷入被动。这反映出曹丕时期的曹魏军事决策，已缺乏曹操时代的稳健与谨慎。
东吴防御体系的韧性显现
面对曹魏的大举进攻，东吴展现出极强的防御韧性，这种韧性既源于将领的出色发挥，也得益于孙权的用人智慧。
朱然在江陵的坚守堪称奇迹。在“中外断绝、兵多肿病”的绝境下，他不仅能稳定军心，更能“伺间隙攻破魏两屯”，甚至识破并诛杀内应姚泰，其军事素养与心理素质令人惊叹。这一防御战的胜利，印证了吕蒙临终前对朱然“胆守有余”的评价，也体现了孙权用人不疑的魄力——在吕蒙推荐后即赋予朱然节钺，使其能全权指挥江陵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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