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皇帝带着水军从谯县顺着涡水进入淮河。尚书蒋济上奏说水路不好走，皇帝没听。冬天十月，皇帝到了广陵旧城，在江边检阅军队，士兵有十多万，军旗绵延几百里，一副要渡江攻打吴国的架势。吴国那边也加强兵力，严防死守。当时天气特别冷，江面结冰，战船没法开进长江。皇帝看着波涛汹涌的江面，感叹道：“哎呀，老天爷这是故意要把南北隔开啊！”于是就决定撤军。孙韶派将领高寿等带着五百名不怕死的士兵，在皇帝回去的必经之路上趁夜偷袭，把皇帝吓了一大跳。高寿等人抢了皇帝的备用车和羽盖就撤回去了。这时候，好几千艘战船都被冻住，动弹不得，有人提议留下一些士兵屯田。蒋济觉得：“这儿东边靠近湖泊，北边挨着淮河，要是发大水的时候，敌人很容易来侵扰，不适合屯田驻军。”皇帝听了他的建议，立刻启程回去。回到精湖的时候，湖水快干了，皇帝把战船都留给蒋济处理。战船在几百里的河道上排开，蒋济就又挖了四五条水道，把船都赶到一块儿；还提前堆好土坝截断湖水，等后面的船都到齐了，一下子打开土坝，把船都放进淮河，这才顺利返回。
十一月，东武阳王曹鉴去世。
十二月，吴国番阳的反贼彭绮攻占了好几个郡县，手下有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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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是三国鼎立格局初步稳定后，各方势力调整战略、积蓄力量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里，魏、蜀、吴三国在军事部署、政治决策和民族治理上的选择，不仅影响着各自的兴衰走向，更折射出乱世中“战略远见”与“人心向背”的核心价值。
曹魏：军事扩张的执念与内部隐忧
魏文帝曹丕在这一年延续了对东吴的军事高压政策，但频繁用兵背后暴露出战略僵化与内部矛盾。
军事决策的冒进与代价：曹丕不顾宫正鲍勋“中国虚耗”“黠虏玩威”的劝谏，执意发动对吴舟师征伐。鲍勋的谏言直指曹魏的核心问题——吴蜀唇齿相依、凭险据守，强行征伐只会导致国力虚耗，且往年伐吴已有“龙舟飘荡、圣躬蹈危”的教训。但曹丕的愤怒与贬斥，反映出帝王权威对理性决策的压制。最终，魏军因严寒“舟不得入江”，还遭吴军夜袭夺走副车羽盖，数万战船因水尽滞留，险些陷入险境。这场失败印证了鲍勋的预判：忽视地理限制与国力现实的军事冒险，终将得不偿失。
权力布局的深意：曹丕对陈群、司马懿的任用暗藏玄机。以陈群“录行尚书事”随驾，司马懿“留许昌督后台文书”，既强化了对军权的掌控，也为司马懿日后崛起埋下伏笔。这种“前线征战+后方稳固”的布局，体现了曹魏对权力平衡的重视，但也暴露了宗室力量不足、依赖外姓重臣的隐患。
边疆治理的成效：与对吴作战的失利形成对比的是，并州刺史梁习大破鲜卑轲比能，利成郡叛乱被迅速平定。这表明曹魏在北方边疆治理和内部平叛上仍有较强实力，但其资源过度倾斜于对吴战争，反而削弱了整体国力。
蜀汉：攻心为上的战略远见与民族治理典范
诸葛亮南征是这一年蜀汉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马谡“攻心为上”的献策与诸葛亮的实践，成为中国古代民族治理的经典案例。
战略认知的突破：马谡对南中问题的分析精准而深刻：南中“险远不服”，若单纯依靠军事镇压，只会陷入“今日破之，明日复反”的循环；尤其在蜀汉即将北伐的背景下，内部空虚可能加速叛乱。他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跳出了传统军事思维的局限，直指治理的核心——让当地族群从心理上认同蜀汉政权。
实践中的智慧与包容：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过程，既是军事威慑的展示，更是心理博弈的过程。通过让孟获亲观军营、反复较量，最终使其心服口服，达成“南人不复反”的效果。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坚持“即其渠率而用之”，不派外官、不留驻兵，既避免了资源消耗，又化解了族群对立情绪。他解释的“三不易”原则（留兵无食、无兵生患、族群互疑），体现了对现实矛盾的清醒认知。这种“以夷治夷”的包容策略，不仅稳定了后方，更从南中获取了金银、耕牛、战马等战略资源，为日后北伐奠定了基础。
长远影响的奠定：诸葛亮的南中治理彻底改变了蜀汉“南中不稳”的被动局面，“终亮之世，夷不复反”的成果，证明了人心归附远比武力征服更可持续。这种战略远见，与曹魏的军事冒进形成鲜明对比。
东吴：政治平衡的智慧与内部整合的深化
孙权在这一年的政治决策，展现了其成熟的驭下之术与务实的治国理念，核心是通过稳定内部来应对外部压力。
丞相人选的取舍：理性超越情感：孙劭去世后，孙权两次拒绝众人推举张昭为丞相，理由并非“有爱”，而是深刻认识到张昭“性刚”“所言不从”的性格缺陷与丞相“职大事责重”的要求不符。这种“不为虚名所累，唯才是用”的选择，避免了因人事矛盾引发的内部动荡。最终选用顾雍，正是看中其“寡言而中”“举动时当”的特质——顾雍的沉稳、低调与原则性，成为稳定朝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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