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是三国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里，蜀汉、东吴、曹魏三方势力围绕领土争夺、皇权确立与外交博弈展开了一系列关键行动，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谋、外交与人性的多重启示。
蜀汉的战略收缩与局部拓展：诸葛亮的务实选择
军事上的有限胜利
春季，诸葛亮派遣将领陈戒进攻武都、阴平二郡，面对曹魏雍州刺史郭淮的救援，诸葛亮亲率大军进逼建威，迫使郭淮退兵，成功收复二郡。这一胜利虽未从根本上改变蜀汉与曹魏的实力差距，却为蜀汉带来了实际利益：一方面拓展了领土，增强了边境防御纵深；另一方面提振了国内士气，诸葛亮也因此恢复丞相之位，巩固了权力基础。
外交决策的深层考量
同年，孙权称帝后提出“并尊二帝”的提议，蜀汉内部多数人主张“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认为与僭逆者结盟有损正统之名。但诸葛亮力排众议，提出了极具战略眼光的外交思路：
现实利益优先：承认孙权称帝虽违背“正统”观念，却能换取东线稳定，避免两线作战，为北伐曹魏创造条件。
实力评估清醒：诸葛亮指出东吴“贤才尚多，将相辑穆”，短期内无法吞并，若强行决裂，只会让曹魏坐收渔利。
历史经验借鉴：以汉文帝对匈奴“卑辞和亲”、刘备与东吴结盟为例，强调“应权通变，深思远益”的务实精神，反对“匹夫之忿”式的情绪化决策。
最终，蜀汉派遣陈震出使东吴，达成“中分天下”的盟约，将豫、青、徐、幽四州划归东吴，兖、冀、并、凉四州划归蜀汉，司州以函谷关为界。这一盟约虽未真正实现，但为蜀汉争取了宝贵的外部环境，体现了诸葛亮“以柔克刚”的外交智慧。
东吴称帝：权力确立与内部整合
皇权合法性的构建
公元229年四月，孙权正式称帝，改元黄龙，完成了从吴王到吴帝的身份转变。为强化皇权合法性，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追尊先祖：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通过抬高家族地位巩固统治基础。
立储固权：立太子孙登，并为其配备了以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为核心的东宫班底，号称“多士”，既培养继承人势力，也拉拢了江东士族集团。
历史叙事重构：在称帝大典上，孙权刻意打压张昭，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暗讽张昭早年主降曹操的主张，既强化了自身决策的正确性，也借机削弱元老势力。
人才评价的前瞻性与局限性
东宫侍中胡综在《宾友目》中盛赞诸葛恪“英才卓越”、顾谭“精识时机”、谢景“凝辩宏达”、范惧“究学甄微”，但羊道却私下指出四人缺陷：“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发辩而浮，孝敬深而狭”。后来的历史验证了羊道的判断——四人皆以失败告终。这一对比揭示了东吴人才评价中的矛盾：表面的“多士”光环下，隐藏着对性格缺陷与政治风险的忽视，为日后的权力斗争埋下隐患。
曹魏的低调与潜藏的正统之争
相较于吴蜀的活跃，曹魏在太和三年的记载相对简略，仅提及元城哀王曹礼、繁阳王曹穆去世，以及追尊高祖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但这一追尊行为极具政治意味：曹腾作为东汉宦官，被曹魏追尊为帝，本质上是通过重构家族谱系，强化曹魏代汉的合法性。
同时，魏明帝曹叡颁布诏书，强调“继大宗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矛头直指西汉哀帝尊生父为皇的“僭差”行为，实则暗讽吴蜀称帝的“非法性”，试图从意识形态上巩固曹魏的正统地位。这一诏书既是对内部宗法秩序的规范，也是对吴蜀“并尊二帝”的隐性回应，体现了三国时期“正统之争”的激烈性。
历史启示：务实与格局的重要性
太和三年的历史事件，集中展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逻辑与人性百态：
战略务实性决定生存空间：诸葛亮放弃“正统”执念、坚持联吴抗曹，孙权称帝后仍保持对蜀联盟，均体现了“权变”智慧。在实力失衡的格局下，拒绝情绪化决策、聚焦核心利益，是弱势方生存的关键。
人才评价需穿透表象：胡综对诸葛恪等人的赞誉停留在才能表面，而羊道却洞察其性格缺陷对政治生涯的致命影响。这提醒我们，人才选拔不仅要看能力，更要观其心性与格局。
正统之争本质是利益博弈：曹魏的追尊、蜀汉的“正义”之辩、东吴的称帝宣言，本质上都是通过意识形态构建，服务于现实权力需求。历史证明，脱离实力支撑的“正统”口号，难以真正撼动格局。
从宏观视角看，太和三年的吴蜀结盟与孙权称帝，标志着三国“鼎足之势”的正式确立。三方在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上的角力，既塑造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利益与人性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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