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皇帝下诏书说：“先帝立下规定，不想让诸侯王留在京都，这是考虑到如果是年幼的君主在位，太后临朝摄政，要从小处防范隐患，这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我算起来已经十二年没见到诸侯王们了，心里一直挂念，怎么能不想念呢！现在下令，让诸侯王以及宗室里的公侯，各自带嫡长子一人，明年正月来京城朝见。以后要是再有年幼君主、太后在宫中的情况，还是按照先帝的命令办。”
蜀汉丞相诸葛亮攻打祁山的时候，李平负责留守后方，主要督管粮草运输的事儿。正好赶上接连下大雨，李平担心粮草供应不上，就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去传达他的意思，叫诸葛亮带兵回来；诸葛亮接到通知就撤军了。李平听说军队撤回来，却假装惊讶，说：“军粮很充足啊，怎么就回来了！”他还想杀掉督运粮草的岑述，来推脱自己没把事情办好的责任。接着他又给蜀汉后主上表，说“军队假装撤退，是想引诱敌人来交战”。诸葛亮把李平前后写的书信、奏疏都拿出来，这些内容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李平没话说了，只能低头认罪。于是诸葛亮上表列举李平前后的过错恶行，请求免去他的官职，削掉他的爵位和封地，把他流放到梓潼郡。不过还是任命李平的儿子李丰为中郎将、参军事，并下文书告诫他说：“我和你们父子尽心尽力辅佐汉室，上表推荐你父亲为中都护，管理汉中事务，把东部的事务交给他，本以为他会全心全意，始终如一，没想到中途出了岔子！要是你父亲能反思过错，一心改正，你和蒋琬推心置腹地共事，那么堵塞的关系可以重新疏通，离去的人也可以再回来。仔细想想这些告诫，明白我的用心！”诸葛亮又给蒋琬、董允写信说：“陈震之前跟我说李平（字正方）这人肚量小，不好相处，同乡人都觉得他不好接近。我当时觉得，只要不冒犯他就行，没想到他做出苏秦、张仪那种出尔反尔的事，真是出乎意料，可以把这事儿告诉陈震。”陈震字孝起，是卫尉，南阳人。
冬天十月，东吴老大派中郎将孙布假装投降，想引诱扬州刺史王凌，还在阜陵设下伏兵等着。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路途太远，我没办法自己过去，希望派兵来接我。”王凌把孙布的信呈给朝廷，请求派兵去接孙布。征东将军满宠觉得这肯定是诈降，不给他派兵，还替王凌写了封回信说：“你能分辨正邪，想要躲避灾祸，归顺正道，远离残暴，回归正义，这非常值得赞赏。现在本想派兵去接你，但是兵力少了不足以保护你，兵力多了这事肯定会传得很远。你先暗中谋划，实现你的想法，到时候再根据情况安排接应。”正好满宠接到诏书要入朝，他就命令留守府中的长史：“要是王凌想去接应，千万别给他派兵。”后来王凌要不到兵，就单独派了一名督将，带着七百步兵和骑兵去迎接孙布。孙布趁夜发动袭击，这名督将赶紧逃跑，士兵死伤过半。王凌是王允哥哥的儿子。在这之前，王凌上表说满宠年纪大了，又爱喝酒，不适合再担任地方要职。皇帝打算召回满宠，给事中郭谋说：“满宠担任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多年，在地方上很有功劳；镇守淮南后，吴国人都忌惮他。要是情况不像王凌上表说的那样，恐怕会被敌人窥探到虚实。可以让满宠回朝，询问他东部的事务，以此来考察他。”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满宠回来后，看起来身体康健，精神饱满，皇帝慰问一番后又让他回去任职了。
十一月戊戌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
十二月戊午日，博平敬侯华歆去世。
丁卯日，东吴大赦天下，把第二年的年号改为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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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如同打开三国中期历史的一扇窗口，生动展现了魏、蜀、吴三国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复杂博弈，更深刻揭示了权力场中的人性百态与制度困境。
曹魏朝堂的诏令背后暗藏着深刻的权力考量。魏帝打破先帝 “诸王不得留京都” 的禁令，允许宗室子弟入朝，表面是弥补十二年未见的亲情缺憾，实则暗含巩固皇权的政治智慧。在古代皇权更迭中，宗室既是潜在威胁，也是可倚重的力量。幼主临朝时防宗室干政，皇权稳固后适度开放宗室参与，这种弹性调整体现了封建王朝权力平衡的微妙艺术，也为后世研究曹魏宗室政策提供了关键注脚。
蜀汉的李平事件堪称古代官场权谋的典型案例。身为托孤重臣的李平，因督运粮草不力而连环造假：先以粮尽骗回诸葛亮大军，继而假装惊讶掩饰失职，甚至企图嫁祸下属、欺骗君主。这种层层递进的欺瞒行为，暴露了封建官僚体系中 “文过饰非” 的顽疾。而诸葛亮的处理方式则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与人格魅力：他以铁证揭穿谎言，依法严惩失职者，却又保留其儿子李丰的职位并苦心教诲，既维护了法度威严，又留有余地彰显宽仁。这种 “恩威并施” 的管理艺术，不仅稳定了蜀汉内部人心，更成为后世职场处理过失的经典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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