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有次突然到尚书台门口，陈矫跪着问皇帝：“陛下要去哪儿啊？”皇帝说：“我想检查一下文书。”陈矫说：“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陛下不适合亲自来做。要是我不称职，就请陛下罢免我，陛下还是回去吧。”皇帝觉得挺惭愧，就掉转车头回去了。皇帝还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诚坚贞，可以说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中众望所归的人物，至于能不能算得上国家的栋梁，那我就不知道了。”
东吴的陆逊带兵前往庐江，大家都觉得应该赶紧去救援。满宠说：“庐江虽然小，但将领得力，士兵精锐，防守是没问题的。而且，敌人弃船行军二百里前来，后方空虚，他们不来，我们还想引诱他们来呢，现在应该任由他们前进。只是担心他们逃跑的时候追不上。”于是整顿军队赶赴杨宜口，吴国人听说后，连夜逃走了。当时，吴国人每年都有来侵扰的打算。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面靠近长江、巢湖，北面离寿春很远，敌人要是围攻合肥，就能凭借水势；我们官兵去救援，得先打败敌人的主力，包围才能解除。敌人来进攻很容易，我们去救援却很难，应该把城内的军队往西移三十里，那里有险要的地势可以依托，再建一座城坚守，这就相当于把敌人引到平地，然后截断他们的退路，从策略上看很有利。”护军将军蒋济却认为：“这样做是向天下示弱，而且看到敌人的烟火就毁坏城池，这不等敌人进攻，自己就先放弃了；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敌人就会肆意掠夺，那淮北地区就都得加强防守了。”皇帝没有答应。满宠又再次上表说：“孙子说：‘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做到的要装作做不到，用利益去迷惑敌人，向敌人显示自己的威慑力。’这就是说表面现象和实际情况不一定要相符。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人，会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现在敌人还没到，我们就把城往西移，收缩兵力，这就是制造假象引诱敌人。把敌人引到远离水域的地方，选择有利的时机行动，在外取得成功，内部也会因此受益啊！”尚书赵咨觉得满宠的计策好，皇帝下诏同意了满宠的方案。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曹魏中期朝堂治理的深层矛盾与军事战略的决策智慧，其中蕴含的君臣关系、人才任用、制度建设与军事谋略等问题，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镜鉴意义。
朝堂生态的困境：苛察之弊与信任危机
尚书郎廉昭以“抉擿群臣细过”邀宠的行为，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朝堂生态的畸形。他专挑官员细微过失上奏，这种“政治碰瓷”式的邀功方式，直接导致尚书令陈矫等重臣“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折射出皇权高压下的臣僚失语。黄门侍郎杜恕的上疏，则直击问题核心：治理的关键不在于苛察细过，而在于建立良性的君臣互信机制。
杜恕的奏疏堪称古代政治智慧的经典论述。他提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的辩证观点，直指曹魏朝堂的信任症结——君主对疏臣的毁誉过度猜忌，对近臣的爱憎过度依赖，最终导致“疏者不敢毁誉，政事损益皆有嫌”。这种氛围下，大臣只能“容身保位，坐观得失”，形成“主劳而臣逸”的治理悖论。杜恕引用周公“无使大臣怨乎不以”的告诫，强调“为大臣则不可不用”的用人原则，主张君主应“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这一理念至今仍是现代组织管理的核心准则。
尤为深刻的是，杜恕点出“不治其本而忧其末”的治理误区。曹魏君主既担忧台阁禁令不密，又用“恶吏守寺门”这种形式主义防堵；既抱怨朝臣不尽力，又越俎代庖“代之忧其职”。这种“抓小放大”的治理逻辑，本质上是对制度建设的忽视。正如杜恕所言，杜绝“阿党之原”在于“督必行之罚”，而非形式化的门禁制度；激发臣僚活力在于“委任之责专”，而非苛察细过的监视。
君臣权力的边界：陈矫拒君的政治启示
陈矫面对魏明帝突然视察尚书省的举动，以“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严词拒绝，展现了古代官僚对行政边界的坚守。这一事件背后，是君臣权力分工的深层博弈——君主不应越权干预具体行政事务，大臣需对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全权负责。陈矫的“拒君”不仅未获罪，反而使明帝“惭而回车”，反映出曹魏初年仍保留着健康的政治制衡传统。
而陈矫对“司马公忠贞”的模糊评价——“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则埋下了曹魏政权后来被司马氏取代的伏笔。这种对权臣的微妙态度，既显示出官僚集团的政治敏感，也暗示了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的张力。在君主与权臣的权力平衡中，官僚群体的态度往往成为关键变量，这一历史细节为理解魏晋禅代提供了重要注脚。
军事战略的博弈：满宠移城的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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