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老大多次派人去慰问张昭，向他道歉，可张昭就是躺在床上不起来。有一回吴国老大出门，特意路过张昭家门口，大声喊他，张昭还是借口病得很重，不出来。吴国老大干脆让人在张昭家门口放火，想吓唬吓唬他，可张昭依旧不出来。没办法，吴国老大只好让人把火灭了，在门口站了好长时间。最后张昭的几个儿子一起把张昭扶起来，吴国老大用车把他载回宫里，还狠狠地责备了自己。张昭实在没办法，这才又去参加朝会。
当初，张弥、许晏等人到了襄平，公孙渊就琢磨着怎么收拾他们，先把他们带来的官兵分散开，把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六十来个官兵，安置在了玄菟。玄菟在辽东东北方向二百里的地方，太守是王赞，统共就二百来户人家。秦旦他们都住在老百姓家里，靠老百姓给吃的，就这样过了四十来天。秦旦和张群他们商量说：“咱们大老远跑来，却没完成国家交给的使命，被扔在这儿，跟死了没啥两样。现在看这个郡，实力很弱，如果咱们能齐心协力，一把火烧了城，杀了这儿的长官，为国家报仇雪耻，然后再死，也没啥遗憾了。总比这样偷生苟活，一直当俘虏强吧！”张群他们都觉得有道理。于是他们偷偷商量好，打算在八月十九号晚上动手。可就在当天中午，这事儿被郡里一个叫张松的人告发了，王赞赶紧召集人手，关上城门。秦旦、张群、杜德、黄强他们几个翻墙逃了出去。当时张群膝盖上长了个大疮，走不快，跟不上大伙，杜德就一直扶着他一起走，在山谷里艰难地走了六七百里，张群的疮越来越严重，实在走不动了，只能躺在草丛里。大家守着他，伤心地哭了起来。张群说：“我倒霉，疮太严重了，估计活不了多久了。你们赶紧往前走，说不定能找到出路，在这穷山沟里一起等死，有啥用啊！”杜德说：“咱们不远万里，一路流离，生死都该在一起，我不忍心丢下你。”最后大家商量，让秦旦和黄强先走，杜德留下来照顾张群，靠采些野果野菜给他吃。秦旦和黄强走了几天后，到了高句丽。他们向高句丽王位宫和他的主簿宣读了吴国老大的诏书，骗他们说本来是有赏赐的，结果被辽东抢走了。位宫他们一听可高兴了，马上接受了诏书，还派人跟着秦旦回去接张群和杜德，又派了二十五个穿黑衣的人，护送秦旦他们回吴国。位宫还上表向吴国称臣，进贡了一千张貂皮、十具鹖鸡皮。秦旦他们见到吴国老大的时候，那心情，又是激动又是高兴，都控制不住自己。吴国老大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把他们都封为校尉。
这一年，吴国老大出兵想围攻新城，可因为新城离水远，他们在船上待了二十多天，都不敢下船。满宠就跟将领们说：“孙权知道咱们把城移了，肯定在他那帮人面前吹牛。这次他大张旗鼓地来，就是想捞点功劳，虽然不敢直接到城下，但肯定会上岸炫耀一下兵力，显示他很厉害。”于是满宠偷偷派了六千步兵和骑兵，埋伏在肥水的隐蔽处等着。果然，吴国老大上岸耀武扬威，满宠的伏兵突然冲出来攻击，杀了好几百人，还有不少吴国士兵吓得跳河淹死了。吴国老大又派全琮去攻打六安，也没打下来。
蜀汉庲降都督张翼，执法特别严格，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刘胄就造反了。丞相诸葛亮让巴西人、参军马忠代替张翼，召张翼回去。有人就跟张翼说，你赶紧回去认罪吧。张翼说：“那可不行，我是因为少数民族闹事，觉得自己没干好这活儿，所以才要回去。但接替我的人还没到，我现在还在战场上呢，得负责运粮食、屯粮草，这都是消灭敌人的资本，怎么能因为我要被撤职，就不管国家的事儿了呢！”于是他依旧认真负责地处理事务，直到马忠来接替他才离开。马忠依靠张翼打下的基础，打败了刘胄，还把他杀了。
诸葛亮鼓励百姓种地，训练军队，发明了木牛、流马，把粮食运到斜谷口囤积起来，还修建了斜谷的粮仓。让老百姓和士兵都休养生息，过了三年才又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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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如同多棱镜，折射出三国时期君臣博弈、忠义坚守、军事谋略与为政担当的复杂图景，其中的人物抉择与历史细节至今仍具深刻启示意义。
在吴主孙权与张昭的君臣纠葛中，我们看到传统权力结构下独特的相处模式。孙权多次派人慰问张昭却遭拒绝，甚至以焚烧门庭相逼，最终又 “深自克责” 迎回张昭。这种看似激烈的冲突，实则暗藏着君臣间既僵持又依存的微妙平衡。张昭以 “不起” 表达政治立场，孙权以 “自责” 维护朝堂秩序，双方在权力博弈中守住了礼制底线，展现出乱世中难能可贵的政治理性。这种以情感张力维系政治平衡的方式，也反映出东吴政权内部独特的治理生态。
秦旦、杜德等人的经历，则谱写了一曲忠义悲歌。作为东吴使者被公孙渊分散安置在玄菟郡后，他们不甘 “偷生苟活”，策划起义为国雪耻，败露后又历经艰险逃亡。尤其杜德在张群病重时 “不忍相委”，坚守 “死生共之” 的承诺，在崎岖山谷中不离不弃。这种超越生死的情谊与家国情怀，在绝境中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他们借高句丽之力归国的曲折历程，既展现了个体在乱世中的渺小与坚韧，也折射出三国时期复杂的地缘政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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