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壬申日，把汉孝献皇帝（汉献帝刘协）安葬在禅陵。
辛巳日，皇帝回到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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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是三国中后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蜀汉、东吴联手发动的大规模北伐，与曹魏的防御反击形成激烈碰撞，不仅展现了三国军事谋略的巅峰对决，更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战略困境与人性博弈。透过这段历史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战争背后的战略逻辑、权力平衡与历史必然性。
蜀汉北伐：理想与现实的终极碰撞
诸葛亮在青龙二年发动的十万大军北伐，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亲征，也是蜀汉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此次北伐的战略部署与以往截然不同，体现了诸葛亮晚年对北伐困境的深刻反思。
诸葛亮选择从斜谷出兵，并与东吴约定同时大举，试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一决策直指曹魏的防御弱点。曹魏的军事重心长期在东线（抗吴）与西线（防蜀）之间摇摆，两线同时受敌必然导致兵力分散。然而，这一理想化的战略协同在实践中却因信息传递滞后、双方节奏不一而效果大打折扣，暴露了古代联盟作战的天然缺陷。
在具体战术选择上，诸葛亮最终屯兵五丈原的决策，与司马懿的预判高度吻合。这一细节揭示了两位顶级军事家之间的“心理博弈”——司马懿精准把握了诸葛亮“稳扎稳打”的作战风格，而诸葛亮也深知司马懿“坚守不出”的防御策略。这种相互预判的僵局，恰恰反映了蜀汉与曹魏的实力差距：蜀汉国力有限，经不起冒险；曹魏根基深厚，拖得起消耗。
郭淮争夺北原的插曲，堪称战术层面的经典案例。郭淮准确预判了诸葛亮试图控制陇道、隔绝关中与凉州联系的战略意图，通过抢先占据北原，成功粉碎了蜀汉的侧翼包抄计划。这一事件印证了“细节决定成败”的军事规律，也说明曹魏在西线的防御体系已相当成熟，蜀汉很难找到突破口。
诸葛亮分兵屯田的举措，是其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以往北伐屡屡因“运粮不继”功败垂成，此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的屯田策略，既是为持久战做准备，也体现了其“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的记载，不仅展现了蜀军的纪律严明，更反衬出蜀汉在失去荆州后，只能依靠益州一地与曹魏长期抗衡的无奈。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本质上是蜀汉为延续政权合法性而进行的悲壮抗争。
东吴出兵：虎头蛇尾的协同作战
东吴在东线的配合行动，看似声势浩大——孙权亲率十万大军攻合肥新城，陆逊、孙韶分兵出击襄阳、淮阴，形成多点开花之势，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暴露出东吴军事战略的深层问题。
田豫对孙权战略意图的判断堪称精准：“贼悉众大举，非图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孙权的真实目的并非攻占新城，而是引诱曹魏主力决战，试图复制赤壁之战“以少胜多”的奇迹。然而，曹魏方面已识破这一计谋，满宠、刘邵提出的“坚壁清野+袭扰后路”策略，精准击中了吴军的弱点——后勤补给线过长、攻坚能力不足。
刘邵建议的“扬声进道，震曜形势”战术，是心理战的经典运用。通过虚张声势、威胁后路，迫使吴军不战自乱，体现了曹魏在军事谋略上的成熟。而魏明帝拒绝满宠“拔新城守，致贼寿春”的提议，坚持“地有所必争”的战略思想，显示出其对地理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合肥、襄阳、祁山这三大战略支点，如同曹魏的“铁三角”防御体系，成为东吴和蜀汉难以逾越的屏障。
孙权的迅速撤军，反映了东吴军事行动的投机性本质。当发现无法引诱魏军主力决战、己方又因“多疾病”战力受损时，孙权立即选择撤退，暴露出其“见利则进，无利则退”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缺乏战略定力的表现，使得东吴难以对曹魏构成真正威胁，也让吴蜀联盟的协同作战沦为空谈。
陆逊在撤军过程中的表现，则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面对“大驾已还，贼得韩扁”的危急局面，陆逊通过“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奕棋、射戏如常”的镇定表现稳定军心，随后以“攻襄阳”为幌子掩护撤军，甚至趁机“斩获千馀人”，堪称“以退为进”的经典战例。这一细节既凸显了陆逊的个人能力，也反衬出东吴军事指挥体系的断层——除少数名将外，整体战略规划能力明显不足。
曹魏应对：成熟的防御体系与战略定力
曹魏在应对吴蜀联合进攻时的表现，展现了一个成熟政权的战略定力与系统优势。从最高统治者到前线将领，形成了高效的决策链条与执行体系，这是曹魏能够以一敌二的核心原因。
魏明帝的决策堪称典范。他一方面派遣秦朗“督步骑二万助司马懿御诸葛亮”，强化西线防御；另一方面坚持“自往征之”，亲赴东线指挥，通过“御驾亲征”稳定军心、震慑敌军。这种“两线兼顾、重点突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其出色的全局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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