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七月，下起了大暴雨，辽水猛涨，运粮船直接从辽口开到了襄平城下。雨下了一个多月还不停，平地积水都有好几尺深。魏军将士们都很害怕，想转移营地，司马懿下令：“谁敢说转移营地，斩！”都督令史张静违反命令，被斩首，军心这才安定下来。敌人仗着发大水，还像平常一样出去砍柴放牧，将领们想趁机去抢，司马懿都不同意。司马陈珪说：“以前攻打上庸，八路人马一起进攻，昼夜不停，所以十几天就攻下了坚固的城池，杀了孟达。现在咱们大老远跑来，却这么慢悠悠的，我实在不理解。”司马懿说：“孟达兵力少，但粮食够吃一年，我们将士人数是孟达的四倍，可粮食却支撑不了一个月。用一个月的时间对付一年的储备，能不赶紧进攻吗！四倍兵力打一倍，就算损失一半兵力能取胜，也得这么干，所以当时根本顾不上死伤多少，就是跟粮食赛跑。现在情况不一样，敌人多我们人少，敌人缺粮我们吃饱饭，又赶上这么大的雨，根本没法展开行动，就算想加快进攻，又能怎样呢！从京城出发的时候，我就不怕敌人进攻，就怕他们逃跑。现在敌人粮食快吃完了，但我们的包围圈还没完全合拢，要是去抢他们的牛马，截断他们砍柴的路，这不是逼他们逃跑嘛。打仗讲究的是灵活多变，敌人人多又赶上大雨，所以就算又饿又困，也不会轻易投降，我们得装作没什么办法的样子，让他们安心。为了一点小利益去惊动他们，这可不是好办法。”
朝廷听说军队遇到大雨，都想撤兵。皇帝说：“司马懿能临危应变，活捉公孙渊指日可待。”雨停之后，司马懿就全面合围，堆起土山，挖地道，准备好各种攻城器械，日夜攻打，箭和石块像下雨一样。公孙渊被困得不行，粮食也没了，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死了好多人，他的将领杨祚等人投降。八月，公孙渊派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求司马懿解围退兵，说他们君臣愿意反绑双手投降。司马懿下令把这两人斩了，然后发檄文告诉公孙渊：“楚国和郑国都是独立的国家，郑伯投降的时候还袒露上身，牵着羊去迎接楚王。我是天子任命的上公，王建他们却让我解围退兵，这合乎礼节吗！这两人年纪大了，传话都传不清楚，已经替你把他们斩了。要是你还有别的想法，可以再派年轻又有决断力的人来！”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来，请求定个日期送儿子做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上有五个要点：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守，不能守就跑；剩下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死。你家主公不肯反绑双手投降，这就是决心找死了，没必要送人质！”壬午日，襄平城被攻破，公孙渊和儿子公孙修带着几百骑兵往东南方向突围逃跑，魏军紧追不舍，在梁水边上把公孙渊父子斩杀。司马懿进城后，杀了公孙渊手下公卿以下官员以及士兵百姓七千多人，把尸体堆起来封土做成京观。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个郡都被平定。公孙渊准备造反的时候，将军纶直、贾范等人苦苦劝阻，都被公孙渊杀了，司马懿就给纶直等人修墓，表彰他们的后代，还释放了公孙渊叔父公孙恭。中原地区的人想回故乡的，都听任他们回去。之后司马懿就班师回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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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的辽东之战，是三国后期曹魏与辽东公孙渊集团的决定性较量，这段史料不仅记录了一场军事行动的全过程，更折射出三国时代政治博弈的复杂性、战略决策的智慧与局限，以及乱世中人性的多面性。
战略决策：帝王与将帅的格局较量
魏明帝曹叡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展现了一位成熟统治者的战略眼光。当群臣质疑四万兵力耗费过巨时，他以“四千里征伐不当稍计役费”的判断，直指远程作战的核心逻辑——战争的胜负远重于短期成本。这种不计局部消耗、追求战略目标的魄力，为战役胜利奠定了基调。而他与司马懿的战前对话，更体现了君臣间的深度默契：司马懿精准预判公孙渊“拒辽水、守襄平”的中策，曹叡则以“一年足矣”的时间规划给予完全信任。这种“君主不疑、将帅善谋”的决策模式，成为曹魏获胜的关键前提。
相比之下，公孙渊的战略选择暴露了其格局局限。面对曹魏大军，他既未采纳“弃城预走”的上策，又不能坚守辽东全域，最终困守襄平坐以待毙。更致命的是其外交投机——向吴国称臣求救却缺乏诚意，既激怒曹魏又未获吴国真心支持，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这种首鼠两端的权谋，恰是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悲剧性写照。
外交博弈：东吴的投机与曹魏的洞察
东吴在辽东问题上的态度，堪称三国时代“外交利己主义”的典型案例。羊衜提出的“厚待来使、虚张声势”策略，本质是将公孙渊作为牵制曹魏的棋子：胜则“恩结遐夷”，败则“虏其傍郡”，始终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孙权表面承诺“与弟同休戚”，实则“外扬声援、内谋浅袭”的虚伪操作，被蒋济一眼看穿——“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精准揭示了东吴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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