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下诏让王昶等三路大军进攻吴国。十二月，王昶攻打南郡，毋丘俭进攻武昌，胡遵、诸葛诞率领七万人攻打东兴。甲寅日，吴国太傅诸葛恪率领四万人，日夜兼程，去救援东兴。胡遵等人命令各军造浮桥渡河，在堤上列阵，分兵攻打两座城。城在地势高峻的地方，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诸葛恪派冠军将军丁奉和吕据、留赞、唐咨作为前锋，从山的西边往上进攻。丁奉对各位将领说：“现在咱们各路军队走得太慢了，要是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那就很难跟他们争胜负了，我请求赶紧冲上去。”于是让其他各路军队都让开道路，丁奉自己率领手下三千人直接前进。当时刮着北风，丁奉扬起船帆，两天就到了东关，占领了徐塘。当时天下着雪，特别冷，胡遵等人正在摆酒席大聚会呢。丁奉看到他们前面的士兵不多，就对手下说：“想要封侯得奖赏，就在今天了！”于是让士兵们都脱下铠甲，扔掉长矛和戟，只戴着头盔，拿着刀和盾牌，光着上身沿着堤堰爬上去。魏军看到，都哈哈大笑，也不赶紧整军备战。吴国士兵爬上去后，就大声呐喊，砍破了魏军的前沿阵地，吕据等人也随后赶到。魏军惊慌失措，四散逃跑，争着抢着过浮桥，结果桥断了，好多人掉进水里，还互相踩踏。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人都死了，死的人数以万计。韩综以前是吴国的叛将，多次给吴国造成危害，吴大帝一直对他恨得牙痒痒，诸葛恪就让人把韩综的首级送去祭拜大帝庙。吴军缴获的车辆、牛马、骡驴都数以千计，各种物资堆积如山，然后就整顿军队，得胜而归。
当初，蜀汉的姜维攻打西平，俘获了中郎将郭循，蜀汉任命他为左将军。郭循想刺杀蜀汉皇帝，但一直没机会接近，每次借着给皇帝祝寿的机会，一边下拜一边往前凑，都被皇帝身边的人拦住了，一直没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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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2年，即曹魏嘉平四年、东吴神凤元年与建兴元年，是三国中后期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里，魏吴两国均经历了权力核心的重大变动，军事冲突与政治博弈交织上演，为后续数十年的历史走向埋下了深刻伏笔。透过《资治通鉴》对这一年的记载，我们得以窥见三国后期权力运作的残酷逻辑与军事决策的致命影响。
权力真空下的继承危机：魏吴两国的高层动荡
曹魏与东吴在这一年几乎同时面临权力交接的挑战，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过渡模式。曹魏方面，正月癸卯日，司马师正式被任命为大将军，标志着司马懿死后司马氏权力的平稳过渡。这一任命看似常规，实则是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巩固权势的关键一步，为后续司马氏代魏铺平了道路。司马师以大将军身份总揽朝政，延续了其父司马懿的权臣路线，曹魏皇权进一步旁落。
东吴的权力交接则充满血腥与阴谋。吴大帝孙权晚年病重，四月驾崩前召诸葛恪、孙弘、滕胤等重臣“属以后事”，试图构建辅政团队维持权力平衡。但孙权尸骨未寒，辅政大臣内部便爆发火并——孙弘因与诸葛恪“素不平”，欲秘不发丧、矫诏诛恪，结果被孙峻告发，反遭诸葛恪设计诛杀。这场权力清洗虽使诸葛恪得以独揽大权，却也埋下了东吴权臣内斗的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恪掌权初期展现出革新姿态：“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一系列惠民政策迅速赢得民心，史载“众莫不悦”“百姓延颈思见其状”。这种民望基础本可成为稳定政权的重要支撑，但诸葛恪随后的决策却逐渐偏离正轨。
宗室政策与权力制衡：诸葛恪的政治布局
诸葛恪执政后的首要政治动作，是调整宗室诸王的封地布局。他以“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为由，将齐王孙奋从武昌徙至豫章，琅邪王孙休从虎林徙至丹杨，刻意削弱宗室在军事要地的影响力。这一决策背后，暗藏着东吴长期以来的宗室干政隐患。
在给孙奋的书信中，诸葛恪深刻阐述了其宗室政策的逻辑：以汉初“诸王太强辄为不轨”、光武之后“诸王惟得自娱于宫内”的历史教训为鉴，强调“先国后身”“防牙遏萌”的治国原则。他直指孙奋“多违诏敕，不拘制度”的行为，警告其“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的风险。这番言论虽充满政治说教，却精准点出了三国时期宗室问题的核心矛盾——如何在维护皇权稳定与保障宗室利益间寻求平衡。
从历史效果看，诸葛恪的宗室迁徙政策虽暂时避免了诸王拥兵自重的风险，却也激化了与宗室的矛盾。孙奋“不肯徙，又数越法度”的反抗，预示着东吴统治集团内部裂痕的扩大。这种矛盾在后续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发酵，最终成为诸葛恪倒台的诱因之一。
东兴之战：军事决策失误与国运转折
嘉平四年的核心军事事件，是魏吴之间的东兴之战。这场战役的爆发，源于曹魏对东吴权力更迭的误判与军事冒险。镇东将军诸葛诞提议趁东吴国丧之际三路出兵，“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简精卒攻其两城”，试图一举突破东吴防线。这一计划得到司马师批准，却遭到尚书傅嘏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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