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朝堂，邓艾冤案的昭雪过程堪称权力场中正义迟到的典型。邓艾平定巴蜀立下不世之功，却因性格刚直、遭人构陷而落得三族被诛的悲惨结局。段灼的上疏字字泣血，不仅点明了邓艾 “七十老公复何所求” 的无贪腐动机，更揭露了钟会因嫉妒构陷、朝廷因偏见失语的现实。直到晋武帝即位后，经樊建以诸葛亮治蜀作比的委婉劝谏，才勉强给予邓艾孙辈郎中之职，这种 “迟到的正义” 背后，是封建皇权下个体命运的脆弱与官僚体系的冷漠。邓艾从屯田小吏到灭蜀功臣，最终却成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悲剧印证了 “功高震主”“木秀于林” 的历史魔咒，也暴露了古代司法缺乏程序正义、易受权力操控的致命缺陷。
而晋武帝在选妃一事上的表现，则暴露了封建帝王的专制与虚伪。强令公卿以下女子备选六宫，甚至禁止天下嫁娶，这种将女性视为私有财产的制度性掠夺，与他渴望 “如亮者而臣之” 的求贤姿态形成辛辣对比。杨后 “取洁白长大而舍其美者” 的选择，看似规避美色，实则仍是以帝王标准对女性进行物化筛选。晋武帝最终自择妃嫔并以绛纱系臂的举动，将皇权对个体意志的碾压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为西晋后期的奢靡政风埋下伏笔。
东吴政权的同期记载，则呈现出另一种末世景象。吴主孙皓对祥瑞之说的迷信与对直言之士的暴虐形成鲜明反差。韦昭作为史官坚持 “文皇不登帝位当为传” 的史学原则，却因触怒君主而遭诛杀，凸显了封建皇权对文化学术的粗暴干预。孙皓强令群臣饮酒七升、酒后嘲弄公卿的行为，暴露了其自卑与暴虐交织的扭曲心理；而因爱姬夺民物被绳法，便用烧锯断陈声头颅的残酷手段泄愤，则将专制帝王的喜怒无常推向极致。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统治，不仅摧毁了官僚体系的正常运作，更耗尽了东吴的民心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都出现了制度性的荒诞：西晋以 “追封邓艾孙辈” 的微小补偿试图掩盖司法不公，东吴则以 “封子弟十一王” 的分封手段强化集权，却都未能触及问题本质。邓艾案中 “朝廷无为之辨者” 的集体沉默，与东吴群臣在暴君面前的恐惧自保，反映出封建官僚体系中 “明哲保身” 的生存逻辑对正义追求的压制。段灼与韦昭的不同结局 —— 前者善言未被全纳却得以保全，后者因直笔被杀 —— 则印证了 “文死谏” 的悲壮与封建政治的无常。
历史总是在重复中演进，泰始九年的这些事件所揭示的权力制衡缺失、司法不公、皇权膨胀等问题，在后世王朝中反复出现。当制度无法保障正义实现，当权力凌驾于规则之上，即便有段灼式的仗义执言、韦昭式的史学坚守，也难以扭转个体命运与王朝走向的颓势。这些跨越千年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在警示着权力监督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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