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深处的馒头铺总飘着酵母的甜香，张嫂凌晨三点就支起蒸笼，铁箅子冒起的白汽，恰好能模糊隔壁修自行车的老吴头早起的身影。
七年前她刚从乡下搬来，蒸笼总是漏汽，蒸出的馒头一半生一半焦。老吴头那时还在摆地摊，每天推着工具箱路过，总会停下脚说：“箅子缝大了，我给你砸砸。”后来他把地摊挪到了馒头铺隔壁，说这样能多闻闻面香。
现在张嫂的第一笼馒头总留着三个糖三角，等老吴头的工具箱“哐当”落地时，就用荷叶包好递过去。老吴头修自行车时，见谁买了馒头就多拧两圈辐条，说：“张嫂的面碱放得准，吃着不烧心。”有次暴雨冲垮了馒头铺的台阶，老吴头半夜翻出水泥袋修补，泥浆溅到新换的衬衫上，倒像沾了片没擦净的面粉。张嫂则在他修车的小马扎上缝了层棉垫，说这样冬天不冻屁股，针脚歪歪扭扭的，却比任何坐垫都暖和。
傍晚收摊时，张嫂把卖剩的馒头切成片，用铁丝串起来挂在老吴头的工具箱旁——那是给他的老黄狗准备的。老吴头则把修好的打气筒放在馒头铺门口，说街坊买馒头时能顺便给车胎补气。没人说过谢谢，可蒸笼的白汽裹着机油味飘起时，就像在说“有我呢”。
小区门口的报刊亭亮着盏长明灯，李叔趴在褪色的柜台上数零钱，玻璃柜里的晚报还带着油墨香，总能准时等来往家赶的陈老师。
五年前陈老师刚退休，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外地，每天最盼的就是去报刊亭买份晚报。李叔那时总把新到的报纸压在最底下，见她来了才抽出来，说：“这版副刊写得好，您肯定爱看。”后来他知道陈老师有青光眼，就把报纸上的小字新闻用红笔描一遍。
现在李叔的报刊亭每天多留半小时灯，等陈老师吃完饭散步过来。陈老师则把孙子穿小的毛衣拆了，给李叔织了副手套，指尖处特意加了层厚线，说这样数硬币不冻手。有次李叔急性阑尾炎住院，陈老师每天帮他照看报刊亭，把零钱分类装在不同的铁盒里，比他自己弄得还整齐。李叔出院那天，背着一摞新到的杂志去看她，扉页上都用铅笔标了字号：“这几篇字大，您放心看。”
深秋的傍晚刮着冷风，陈老师戴着那副厚手套，站在报刊亭前翻晚报。李叔递过来杯热豆浆，是隔壁早点铺刚煮好的，杯壁上凝着的水珠滴在报纸上，晕开一小片模糊的墨迹，倒像给新闻加了个温暖的注脚。
江边的渡口总泊着艘旧渔船，老渔民赵大爷的渔网晒在船舷上，网眼的大小，恰好能漏过对岸摆渡人孙婶送来的野枣。
十年前赵大爷的船在雾里迷了路，是孙婶举着马灯在岸边晃了半夜，灯芯烧完了就拆了棉袄里的棉絮续上。后来孙婶的摆渡船坏了，赵大爷背着工具箱修了三天，指甲缝里全是船板的木屑，却笑着说：“这下能撑到你孙子娶媳妇。”
现在赵大爷收网时，总会把个头小的鱼虾扔进孙婶的竹篮，说给她孙子熬汤。孙婶摆渡靠岸时，总往赵大爷的船板上放个粗瓷碗，里面是刚蒸的玉米饼，饼边还留着她指甲掐出的月牙印。有次台风把赵大爷的渔网刮走了，孙婶连夜让儿子从镇上买了新网，麻绳勒得她肩膀红了一片，却说：“你那旧网早该换了。”赵大爷则在孙婶的摆渡船篷上补了层帆布，说这样雨天不漏水，帆布的补丁上还沾着几片鱼鳞，像别着闪亮的纽扣。
夕阳把江面染成金红色，赵大爷的渔网在船尾晃悠，网兜里装着孙婶刚摘的野柿子。孙婶坐在摆渡船的船头纳鞋底，针线穿过帆布的声音，和渔网拍打船板的节奏，在晚风里唱着同一支歌。
这些藏在习惯里的惦念，从来不需要刻意提起。不过是馒头铺留的糖三角，报刊亭多亮的半小时灯，渔网上漏下的野枣——就像阳光每天升起，树叶自然舒展，在无数个重复的日子里，把对方的需要，酿成了自己的本能。
我们总以为共生需要轰轰烈烈的约定，却在某个寻常的清晨发现，那些递来的热水，留着的灯光，早已在时光里长成了彼此的依靠。就像两棵并排生长的树，根在地下悄悄缠绕，叶在风中轻轻触碰，从不说“我需要你”，却在每一阵风吹过时，都向着对方的方向，微微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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