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那天，林夏在生态教室的墙角发现了株冒芽的蒲公英。嫩白的根须缠着块褪色的红布，布上绣着个模糊的“林”字——是母亲当年在矿道入口埋下的标记，不知被哪阵风吹到了这里。她小心地将蒲公英移栽到陶罐里，放在窗台最显眼的位置，像守护着个会发芽的秘密。
“林站长，北京来的纪录片团队到了。”小周敲了敲教室门，身后跟着扛摄像机的队伍，“他们说想拍《幽谷十年》，从山火拍到现在的生态公园。”
林夏望着镜头里正在调试设备的年轻人，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她躲在母亲身后，看着记者们举着相机涌进家门，镜头里的父亲总是低着头，像怕阳光灼伤眼睛。而现在，父亲正坐在香樟树下，对着麦克风讲述如何用微生物改良土壤，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坦然的光。
纪录片拍摄到第三周时，团队跟着林夏去了趟矿道遗址。当年的混凝土封堵处已爬满常春藤，父亲用手扒开藤蔓，露出块新刻的石碑：“2010年，我们曾在这里犯错；2030年，我们学会了如何弥补。”碑底压着本翻开的笔记本，是老周当年的工作记录，某页边角写着：“若有来生，想做幽谷的一棵树。”
“林老师，您后悔回来吗？”年轻的导演问，镜头对准林夏被阳光晒成麦色的手臂，上面有块淡淡的疤痕——是当年在矿道里被碎石划伤的。
林夏看向远处正在溪里采样的学生，他们的白大褂在绿波里像盛开的花：“后悔过。但每次看到这些孩子，就想起母亲说的，溪水不会因为流过脏地方就停下脚步。”她指尖划过石碑上的刻字，“错误像块石头，你若总盯着它，就会绊倒；若把它垫在脚下，就能看得更远。”
入夏的暴雨冲垮了溪岸的一段护栏，林夏带着志愿者抢修时，发现了个埋在泥沙里的铁皮盒。打开后，里面是堆锈蚀的金属零件，拼凑起来像个简陋的过滤器——是老周当年做的，他在日记里写过，想让溪水重新变得能喝。
“这该放进生态博物馆。”老周的儿子用软布擦拭着零件上的锈迹，眼眶有些发红，“我爹总说，人这辈子，总得做成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
林夏望着修复好的护栏，夕阳在水面投下碎金般的光。远处的生态博物馆里，孩子们正围着荧光苔藓的标本惊叹，讲解员是当年环保队的研究员，如今退休后成了志愿者，他总说：“幽谷的故事不是悲剧，是教科书，教会我们如何跟土地道歉。”
秋分时节，幽谷迎来了首批“生态修复交流团”，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的污染修复区。林夏带着他们参观土壤改良实验田时，一位来自西北的老农突然蹲下身，抓起把黑土凑到鼻尖闻：“这土有劲儿，跟我老家当年没被污染时一个味儿。”
“这是用蚯蚓粪改良的。”父亲笑着递过装着蚯蚓的玻璃箱，“当年往土里倒毒料，现在用活物净化，也算种补偿。”老农接过箱子的手在发抖，他说自己的村子还在治理中，来幽谷前，他总觉得这辈子都等不到土壤变干净的那天。
纪录片首映礼定在冬至。林夏坐在影院第一排，看着银幕上的幽谷从焦黑到葱郁，看着父亲从低头忏悔到侃侃而谈，看着母亲的白发在溪岸边被风吹起。当片尾出现老周的照片时，全场响起了细碎的掌声，老周的遗孀抹着眼泪，手里紧紧攥着那颗溪里捡的鹅卵石。
散场后，那位西北老农找到林夏，塞给她袋晒干的沙棘果：“我们那儿的沙棘也结果了，虽然小，但能吃了。林站长，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再难的坎儿，一步一步总能过去。”
林夏把沙棘果倒进陶罐，蒲公英的种子正乘着绒毛准备出发。她突然想起母亲常说的话：“土地最记仇，也最宽容。你对它好，它总会用自己的方式还给你。”就像此刻窗外飘起的雪，落在香樟树上，落在溪面上，落在每个等待春天的人心里。
除夕夜，观测站的灯光比往年更亮。林夏和家人围坐在炭火旁，翻看纪录片的观众留言：“看完想去幽谷当志愿者”“原来错误真的可以被修正”“我要教孩子认苔藓，告诉他们这是地球的皮肤”……父亲读着读着，声音渐渐哽咽，母亲悄悄递过块手帕，上面绣着小小的蒲公英。
年初一的清晨，林夏推开窗，看见雪地上印满了小小的脚印，从溪岸一直延伸到生态教室。她笑着走过去，发现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幽谷的故事，我们继续写。”落款是群歪歪扭扭的名字，像片正在生长的草。
阳光穿透云层，落在香樟树上，积雪簌簌落下，砸在蒲公英的陶罐上，发出轻响。林夏知道，幽谷的长卷还在被光阴续写，每一笔都是新生，每一页都有希望，而那些刻在土地里的故事，终将像蒲公英的种子，乘着风，去往更多需要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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