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流行的误解是，古代的法律制度只是“权贵用来欺压百姓的工具”，而权贵阶层可以完全不受约束、为所欲为。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解气，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从秦汉以来就明确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宣言，并通过制度与案例不断强化对高位者的制衡与惩治。
从三公九卿到王公贵胄，从太子皇亲到地方藩镇，几乎没有哪个权贵阶层可以彻底免除法律的控制，只是他们的审判程序更加复杂、处理路径更高层而已。
汉代就设有“廷尉”专门管理权贵犯法。汉朝的“廷尉”相当于最高司法机构，连皇帝的亲信、宗室子弟，只要犯法，就得交给廷尉处置。比如汉景帝时期的“晁错案”，晁错虽贵为丞相，仍被依法诛杀；而窦太后一族的多位权贵亲属，也因违法被廷尉治罪。
尤其着名的是“赵国王叛乱案”——赵王刘彭祖勾结外臣图谋不轨，被朝廷以“谋反”治罪，廷尉审案、御史弹劾、皇帝批准，整个程序一丝不苟。这说明，权贵犯法并非没有代价，关键看有没有启动法律程序、有没有人敢查办。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最成熟的法律体系之一，广泛影响了后世诸朝。它并不是“替贵族说话”的法律，而是对贵族有着专门的限制和加重处罚规定。
比如，《唐律》中特设“八议”制度，初看是给贵族免责，但实际上，八议只是程序上的“上报处理”，而不是豁免刑责。凡是八议对象（如皇亲、三公、才德之士等）犯罪，仍需司法审理，皇帝也不能随便包庇。
更重要的是，在某些罪行上，如谋反、大逆、恶性杀人、贪污受贿等，《唐律》明确规定“虽议，皆不原”，即便是贵族也要照办。例如开元年间权贵杨国忠家族多次被举报贪腐，最终在安史之乱中被一锅端，与朝廷毫无缓冲余地。
宋代法律更趋公开透明，权贵不再“特殊化”。宋朝以“文治”为纲，重程序、重法制，正是强化对权贵约束的典范。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改革”就是打击特权、整顿吏治的代表之一。凡是犯法者，无论身份高低，必须通过“三司审判制”依法处理。
例如权臣丁谓因贪污被弹劾，被削官籍、贬斥岭南，成为权贵犯罪被惩的典型案例。宋代还设有“御史台”“审刑院”“三司使”等联合审案机制，防止“庇护上层”的司法腐败。特别是“御史风闻言事”制度，一旦有风声流出，即可启动调查，权贵也不得豁免。
宋代还出现过多次太子、王子犯法遭廷议处分的记载，比如宋哲宗年间宗室刘温叛逆案、宗室纵火案等，都被依法治罪。
明代虽然中央集权强化，但对官员和皇亲的纪律极其严格。明太祖朱元璋为整顿吏治设立了“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系统，专门用来监视高官大臣，一有不轨，立刻秘密调查、逮捕审讯。
更有甚者，“廷杖”制度作为明代特有惩治手段，经常直接用刑于百官面前。被廷杖的对象中，不乏大学士、皇亲、太监。比如大学士李时勉因与同僚不合，在朝被杖四十，几乎送命；太监王振专权期间，也常用廷杖对抗敌人，最终被皇帝清算。
在清代，同样如此。康熙时期惩办鳌拜、乾隆时期查抄和珅，都是典型的“整治权贵”的案例。和珅权倾朝野、家产过亿两银，但依旧难逃清算下场，说明在适当的政治气候下，贵族也不是铁板一块。
权贵能不能违法乱纪，一个关键点是皇帝是否包庇。很多人误以为皇帝都护短，但从历史看，大多数明君反而更忌惮亲信犯法。
比如汉武帝时代的太子刘据案，虽是储君，但因为涉嫌与巫蛊案牵连，仍被下令通缉，最后自尽；唐太宗李世民杀兄篡位后，对长孙无忌等亲信也极其严格，不许逾矩；康熙帝为了法制统一，不惜废掉太子胤礽两次，最终彻底贬斥。
甚至连太后的兄弟也不能乱来。汉宣帝即位后，因霍光家族专权，依法平反冤狱，削除霍氏，毫不手软。这些都说明，皇帝为了维护法统与政治平衡，绝不总是“向着自家人”。
历史上贪官不少，但处罚更是不少。秦朝就有李斯因贪功用权被处以腰斩；唐代的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因专宠误国，死于政变之后；宋朝蔡京、李邦彦贪墨误政，最终也被削官发配。
尤其明清对贪污零容忍。明代张爵、胡惟庸、蓝玉等权贵，哪怕深受皇帝重用，一旦查出贪腐、谋反或聚党营私，不是灭门就是腰斩。
明代律文中还规定：“赃银一百两以上者斩”，对贪污金额极为敏感，连地方小吏都要日日报账。清代《大清律例》明确分级贪污处理标准，“贪满三百两即斩”，对照今天，不少现代腐败案件在古代都是立即问斩的大案。
中国古代设立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其实本质上就是为了防止权贵一家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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