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死亡后，我被“暂时停职”。
消息下达时，是在走廊尽头的会客室，窗户上贴着磨砂纸，阳光透不过来，只有墙角不断滴水的旧空调响个不停。组长站在我对面，语气机械得像复读机：“风哥，你先配合下内部调查，别想太多，走个流程。”
我没说话。
我知道这不是走流程。
这是——把我放进筛子里，看我到底漏不漏底。
最开始的确只是程序。
我被要求上交配枪、终端、个人记录仪，搬离宿舍，接受行为分析小组的一次初步问询。正常情况三天结束，报告归档，重新编入行动组。
但三天过去，没有任何动静。
五天，七天……
尸检报告提交上来，弹道比对完成，现场录像反复对比分析。
我开枪的延迟时间，被定格在0.8秒——
0.8秒。
一个专业特警能在0.3秒内完成举枪、锁定、开火。而我，比标准反应慢了将近一倍。
调查组的质问越来越尖锐。
谈话室的灯换成了高频白光，墙壁由原本的灰绿色，换成了偏冷的青白——这是心理干预专用调色，用来压制焦躁和攻击性。
他们对我说：“你当时为什么犹豫？”
“你是不是在现场，受到了‘外部干扰’？”
“你知不知道，你那一秒钟的延迟，直接导致了人质的死亡？”
我咬着牙，不说话。
说了——阿星会出事。
不说——人命就落在我头上。
有几次，调查官故意把照片摊在我面前，是那名死者的遗体。
“你在顾忌什么？”
我低头盯着照片，像在看一具模糊不清的尸体，眼睛却始终是干的。
心理科也找我谈话了。
主治医生叫赵璇，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穿着极简风格的长裙，不染指甲，不画眼线，声音轻柔得像慢性毒药。
她对我格外敏感。
总能从我一呼一吸之间，判断出哪句话是撑出来的、哪句是扯谎。
“你怕开枪？”
这是她第三次问我。
我沉默太久，头埋进掌心，像被什么困住了。
她叹了口气，在记录表上写了一句：
“患者表现出创伤后神经亢奋状态，潜在人格边界模糊。”
我无意间瞥见那行字，心脏猛然抽了一下。
“人格边界模糊”——
我脑中突然想。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子弹偏离轨道的那一刻？
还是更早？
从我在废楼地下室，对着赵衡签下那份伪造档案的时候？
我不确定了。
我只记得这段时间，我越来越分不清：
——我说“我是陈风”，到底是在说哪个“陈风”？
是档案编号S-327，三等功一次、禁毒任务受伤一次、执行过十二次危机营救的“特警陈风”？
是银潮会在警局安插的“耳目编号B-09”，替组织传递假情报、执行“特殊任务”的卧底？
还是那个……早年在旧城区，靠砸砖头护着阿星，一口咬掉敌人耳朵的愣头青？
身份叠在我身上，像一层层血衣撕不掉，哪一件都不是我，又全是我。
我梦见过很多次人质死去的画面。
梦里的他没有血，脸上干净，只有一句话挂在唇边：
“你其实早就不想当警察了，对吧？”
那句话像钉子，钉在我耳骨后面。
我开始出现症状。
幻听、脱眠、味觉丧失。
手指不受控地抖，眼神迟钝，像被灌了水泥的钟，转不动。
每天的评估我都咬牙撑着。
但赵璇看得出来。她总是说：“你眼神不对。”
我想骂她，但张口却说不出话。嗓子像被刀片刮过。
有一晚，我梦见自己在审讯室里被自己审问。对面那个“我”戴着耳麦、穿着制服，冷漠地念着我的罪行。
最后，他问我：
“你，还能信自己吗？”
我醒来时，全身湿透。
再后来，赵衡给我发来一条密语。
深夜三点，终端屏幕亮了，弹出只有“圈内人”才能解开的四层加密。
“你表现得太明显了，风头收一下。别让他们怀疑你脑子出问题。我们还没用完你。”
我盯着那行字，手指发冷。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警察，不是卧底，也不是人。
我是工具。
是一把枪。
只是——连扳机都开始抖了。
三天后，我收到通知：
“调往支援队，待复职决定。”
这代表什么我很清楚。
没人再把我当正常特警看了。
甚至连“人”这个字，也有点松动了。
我在更衣室收拾东西，空无一人。锁柜旁贴着以前兄弟们写的寄语，什么“风哥牛逼”、“任务平安归来”之类的，贴得乱七八糟。
而我现在只是想——见见阿星。
就一次。
那天晚上，我借口外出体检，偷偷离开支援队临时驻地，找到一台旧城区的公共通信设备。
拨通那条每月一次的地下“关照通道”。
信号很差，我换了六次加密通道，最后对面终于接通。
是个陌生人，声音懒洋洋的：“哪位？”
我压着声音：“我要找阿星。”
对面沉默几秒，笑了：“你是‘B-09’？”
“让他听电话。”我咬紧牙。
“他最近状态不太好，不方便通话。”
对方像在敷衍，又像在警告。
我指节发白：“他是不是出事了？”
“你关心也没用。”
对方语气像在看一场快完结的闹剧。
我几乎是吼出来：“他要是出事，我什么都不做了。”
“那你就赌吧，”对方轻轻笑了，“你赌得起吗？”
啪。
电话挂了。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楼道里，墙上灯管闪了闪，整个世界静得只剩我自己的心跳。
一下一下，像在敲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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