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天一千件？这是要把人累死啊！”刘寡妇抱着孩子，眼圈红红的，她男人的药刚断，正等着这批工钱续上。
“我家那口子明天就要去外地打工，我得去送送他……”一个年轻媳妇的声音带着哭腔。
“烫金礼盒？咱们连见都没见过，咋弄啊？”
王师傅拄着拐杖走到人群中间，顶针在头顶的灯泡下闪着光。她的藏蓝色棉袄外面套了件围裙，上面沾着点点丝线——刚从刺绣组过来。“吵啥？”老人的声音不大，却带着股穿透力，“当年咱们在铁皮棚子里，三天赶出一百件衬衫，不也做到了？现在厂房亮堂了，机器先进了，反倒怂了？”
李师傅推了推眼镜，补充道：“我算过了，把锁边机的速度调快百分之十，再优化裁剪流程，每天五十件不是不可能。关键是质量，绝不能因为赶工下降半分。”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我连夜画了新的刺绣分解图，把梅花盘扣的工序拆成五步，大家分工合作，能省不少时间。”
陆战锋走到沈星晚身边，悄悄塞给她一个暖水袋，是用军用水壶灌的热水，裹着层厚棉布。“我刚才去供销社问了，去上海的长途汽车明天一早有一班。”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心疼，“我跟你一起去，路上有个照应。”
沈星晚握着温热的水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她抬头看向陆战锋，他的睫毛上还沾着点雪粒，军绿色的棉袄领口磨出了毛边，却像座永远不会塌的山。“好。”她轻轻点头，“等咱们从上海回来，给大家带大白兔奶糖。”
去上海的长途汽车摇摇晃晃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沈星晚靠在陆战锋的肩膀上，迷迷糊糊地睡了又醒，每次睁开眼，都发现他在用军大衣裹着她的腿，自己的肩膀却露在外面，冻得发红。
“冷不冷？”她把大衣往他那边拉了拉，指尖碰到他的脖子，冰凉的皮肤让她心里一揪。
“不冷。”陆战锋的声音带着点困意，却很坚定，“我在部队拉练时，比这冷十倍的天，照样在雪地里睡。”他低头看着她，车厢昏暗的灯光落在她脸上，“等这事成了，我带你去外滩，听说那里的夜景比咱们厂的灯还亮。”
沈星晚的心跳漏了一拍，慌忙转过头看向窗外。漆黑的夜里，偶尔有村庄的灯火闪过，像散落的星星。她想起展销会上，他挡在她身前，用那双有力的手推开周丽丽的样子；想起火灾时，他背着她冲出浓烟，后背被烧伤也一声不吭；想起无数个夜晚，他默默陪她加班，在旁边削好铅笔，泡好热茶……这些细碎的瞬间，像缝衣服的线，不知不觉间，已经把两个人的命运紧紧缝在了一起。
在上海找到做礼盒的工厂时，对方听说要在三天内做出一千个烫金礼盒，连连摆手：“不可能！我们的机器排到下周了，就算加钱也赶不出来。”
沈星晚几乎是求着对方：“师傅，您帮帮忙，这批货是要出口的，关系到我们厂的名声。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出人帮忙，只要能按时做出来，工钱我们另算。”她把旗袍样品递过去，“您看这工艺，我们真的很用心在做，不能毁在包装上。”
工厂老板看着那件旗袍上的梅花盘扣，又看了看沈星晚冻得发红却异常坚定的眼睛，最终点了点头：“行，我把别的活往后推推，你们真要帮忙？”
“要！”沈星晚和陆战锋异口同声。接下来的三天，他们就在礼盒厂当起了临时工，沈星晚负责检查礼盒的平整度，陆战锋则跟着工人搬运重物，军绿色的棉袄很快被汗水浸透，又被车间的风一吹，冻得硬邦邦的。
与此同时，厂里的赶工也到了白热化阶段。王师傅把铺盖搬到了车间，累了就趴在案板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绣；小花和林小梅带领年轻姑娘们，把刺绣工序细化到每个人负责一片花瓣、一片叶子，效率提高了一倍；张建军则守在锁边机旁，随时调整机器参数，确保针脚均匀。刘寡妇把孩子交给邻居，没日没夜地钉盘扣，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洞，用布一裹继续干。
当沈星晚和陆战锋押着满满一车礼盒回到厂里时，离最后期限只剩下五天。看到车间里灯火通明，每个人都熬得眼睛发红，却没人叫苦，沈星晚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
“星晚姐，你可回来了！”小花扑过来，手里还攥着枚没钉完的盘扣，“我们已经完成七百件了，李师傅说，质量都合格！”
最后的五天里，沈星晚几乎没合眼。她既要盯着最后的刺绣工序，又要检查包装是否符合标准，还要核对英文标识——那位退休的英语老师果然给力，不仅翻译得准确，还特意写了注解，怕工人看不懂。
验收那天，阿明带着两个质检员，拿着放大镜一件一件地检查。他先是翻看旗袍的里衬，又用尺子量盘扣的大小，甚至把旗袍铺在地上，检查下摆是否平整。
车间里静得能听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阿明的表情——他的眉头时而皱起，时而舒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牵动着大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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