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的风还在耳边，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街灯一盏接一盏亮着，脚步声落在空荡的人行道上，节奏很稳。远处广场传来的声音渐渐淡了，但我知道那不是幻觉。有人在唱我的歌，用不整齐却坚定的声音。
我推开单元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一直盯着手机屏幕。那条陌生男孩的私信还留在对话框里，我没有再回，只是把它保存了下来。到家门口时，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动作比平时慢了一些。屋内安静，冰箱的嗡鸣和昨晚一样。我脱掉外套，坐在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
页面跳转到社交平台后台，数据还在涨。转发数、评论数、私信数量，一条条往上走。这些不是数字，是声音。可我也清楚，声音再大，压不住有心人的手段。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关毅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起。他没说话，我在那头听见呼吸声。
“我想查徐若琳。”我说。
他顿了一下，“你决定了？”
“我不想再等别人来救我。”我看着屏幕上那些留言，又合上电脑，“她能封杀我一次，就能封杀第二次。这次靠粉丝撑住，下次呢？如果他们也被堵住嘴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我认识一个人，做调查的。不问立场，只找事实。”
“明天见面。”我说。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录音棚旁边的小会议室碰头。关毅先到，桌上已经摊开几张纸，写着过去三年几场重要比赛的名字和时间。我坐下后没说话，把背包放在脚边。
半小时后，门被敲了两下。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走进来，年纪四十左右，头发短，眼神很静。他自我介绍姓陈，是私家侦探。关毅递过一份合同，说明合作方式——只负责取证，不参与后续行动。陈先生看完，签了字，收起笔。
“你们要什么？”他问。
“证据。”我说，“她在比赛中做过什么，怎么赢的，谁帮她做的。”
他点头，“得从老比赛开始查。评委、工作人员、财务记录，都得挖。”
“你能找到吗？”我问。
“能找多少算多少。”他说，“但我提醒一句，这种事，不会写在明面上。”
我们约好三天后第一次汇报。他离开后，会议室安静下来。关毅看着我，“怕吗？”
“不怕。”我说，“我只是不想再被当成可以随便踩的人。”
三天后的晚上，陈先生来了诚艺娱乐后门。我们换到一间没有监控的小房间见面。他打开笔记本，调出第一份材料。
“找到了三个助理评委。”他说，“其中一人愿意开口。他说徐若琳通过中间人给主评委打款，名义是‘咨询费’，金额从五万到八万不等。转账用了亲属账户，但收款方后来注销了账号。”
我盯着屏幕上的银行截图，虽然模糊，但能看到日期和金额。
“还有别的吗？”关毅问。
“查到了一场决赛的协调群聊记录。”他点开另一个文件，“主办方内部群，有人提出调整选手出场顺序。原定第三位出场的对手，被调到最后。理由写的是‘舞台节奏需要’，但聊天里提到‘确保稳定发挥’。”
我认得那场比赛。那个对手最后失误严重，止步决赛。当时没人怀疑，只说是压力太大。
“后台监控也有。”陈先生又放了一段视频，“比赛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她的助手进了评委休息区，拿了一个礼盒进去。十五分钟后出来，盒子没了。”
“这些东西能用吗？”我问。
“目前只能作为线索。”他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钱和评分挂钩，也没有人愿意实名作证。但这些加在一起，足够让人起疑。”
我低头翻看记录，手指划过每一行文字。原来她不是靠实力走到今天的。每一次掌声背后，都有看不见的手在推。
“继续查。”我说，“尤其是她最近两年的比赛。有没有类似的模式？重复的操作越多，越容易看出规律。”
陈先生点头，“我已经在联系另一名离职的音控师。他曾在天音传媒工作，经手过两场她参赛的录制。他说有些打分数据异常，但当时没人追究。”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走在回住处的路上。夜还是黑的，但心里不像前几天那样沉。我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了。
第四天，陈先生发来新消息。他在整理一份财务对比表，列出徐若琳参赛期间，其名下关联公司对几家媒体平台的广告投放金额。时间点全部集中在比赛前后，金额远高于日常投放。
“这是一种变相施压。”关毅看到后说，“花钱买口碑，影响舆论导向。”
“把这些也记下来。”我说，“不是为了现在用，是为了以后。只要她再动手，我们就有一整套东西能拿出来。”
第五天，我们开了第二次闭门会。三人围坐在桌前，所有材料按类别分开：财务线索、人员证词、流程异常、媒体联动。每一份都标了来源和可信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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