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视频文件，手指滑动到那段灰色外套男人的背影。画面晃得厉害，只能看清他左肩背包上挂着一个金属徽章，形状像一把断开的音叉。我把视频发给关毅后，立刻拨通他的电话。
“看到了。”他说，“这个徽章是‘声域计划’论坛的会员标志，只有参与过他们内部活动的人才有。”
“那是个什么组织？”
“表面是音乐技术交流群，实际不少人靠倒卖演出数据和艺人隐私赚钱。有人在里面接单做舆情监控，按小时收费。”
我握紧手机，“所以他是被雇来盯我的？”
“不止是盯你。”他声音低下来，“那个地下音乐会传单，地点在城郊茶室B区，而‘琳’字很可能是徐若琳的名字缩写。这不是巧合。”
我没再说话。清晨跑步时的风吹在脸上，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对方布好的线上。
二十分钟后，我在公司会议室见到了关毅带来的团队。六个人坐在长桌两侧，中间摆着笔记本电脑和几份打印资料。领头的是个穿深灰西装的女人，姓陈，短发齐耳，说话时不带多余表情。
“我们先确认三件事。”她开门见山，“第一，有没有实锤证据证明即将有负面消息发布；第二，你的所有公开素材是否完整可调用；第三，你愿不愿意主动站出来讲自己的事。”
关毅把凌晨接到的匿名电话录音放了一遍。音频里那个模糊的声音说：“很快会有大瓜，关键词是代唱和关系户。”接着又提到“快递员唱歌”的旧事会被重新剪辑播出。
陈姐听完，点头，“这是标准的操作流程。先放风声，等搜索量上升，再抛出所谓‘证据’，最后引导媒体跟进。他们想让你陷入自证陷阱。”
“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逼你不断解释自己没做过的事。”她看着我，“越解释，话题越热。他们会等着看你情绪失控，或者哪句话说漏了。”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那我们怎么办？”我看着关毅。
“反着来。”陈姐说，“他们想让你被动防守，我们就主动出击。不是为了回应谁，而是让所有人先看到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
当天下午，工作室官方微博发出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致所有支持者的一封信》。正文由我亲自写完——
“我知道最近有些声音在悄悄流动。我不怕它们存在，只怕你们听不到我的回应。这段时间我在排练新歌，一首叫《我只是不想停》的作品。它不完美，但每一句都是我用心唱出来的。我不是一夜成名的人，也从没想过靠捷径走到今天。如果有人质疑我的能力，我愿意用舞台去证明。”
文末附了一段一分钟的花絮视频：我站在排练室角落，头发扎成马尾，穿着宽松T恤和运动裤。镜头没有修饰，拍下我为副歌最后一个高音反复练习的画面。一遍走音，重来；两遍气息不稳，再重来。直到第十三遍，我才停下来喝了口水，对着镜头笑了笑。
“终于对了。”
视频发布两小时，转发突破十万。评论区开始出现“她越真实我越心疼”“谁还没个黑子，挺美丽！”这样的留言。
但我们也同步启动了另一套系统。
技术组接入了社交平台监测工具，设定了“代唱”“假录音”“关系户”几个关键词，一旦发现集中讨论就立刻报警。公关团队则开始策划“幕后日记”系列短视频，每天更新一条，内容包括练声片段、歌词手稿拍摄、与乐队讨论编曲的过程。
我想让观众知道，这些歌是怎么来的。
可问题很快出现。
原始演出录音分散在不同场馆的硬盘里，有些彩排带因为设备故障音质很差。更麻烦的是，有两家合作剧场以“保密协议”为由，拒绝提供现场录像备份。
我亲自打了电话过去。
“我不是要公开这些资料。”我对其中一位负责人说，“只是希望万一有人造谣，我能拿出东西证明自己唱的是真声。”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我记得你第一次来我们场子，台下只有三百人。那天你唱完最后一首，全场起立鼓掌。我们都觉得，你会走得更远。”
“所以我不能在这里倒下。”我说。
第二天一早，他们派人送来两盒母带，还有一段未公开的后台采访视频。画面上是我刚下台，满头大汗，被人扶着坐下。有人问我累不累，我说：“只要还能站着，就想再多唱几句。”
这些材料全部交给了技术组加密存档。同时，关毅联系了圈内可靠的法务顾问，提前拟好侵权声明模板，并约定一旦发现恶意剪辑或虚假信息传播，立即启动证据保全程序。
晚上七点，我们开了最后一次短会。
陈姐打开投影，列出三级响应预案：
一级情况：小范围误传，由微博客服私信澄清，配合粉丝团引导舆论；
二级情况：话题冲上热搜，召开线上说明会，播放原始录音对比音频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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