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八岁，是个萤火点灯月照路的夏天。
天还没亮透，公鸡就叫醒了整个村庄。奶奶在灶台前烧火，锅里煮着红薯粥。爷爷蹲在院子里磨镰刀，磨石发出“嚯嚯”的声音。母亲往竹篮里装中午的饭菜：几个煮鸡蛋，一罐腌萝卜，还有米饭。
父亲从牛棚里牵出老黄牛，拍拍它的背：“今天得把东坳那亩田插完。”
我揉着眼睛从屋里出来，大白狗摇着尾巴蹭我的腿。它是我从外婆家抱回来的，浑身雪白，只有耳朵尖有点黄。我给它取名“大白”，其实它已经不小了，陪我度过了六个夏天。
“娃儿今天下田不？”爷爷问我。
“下！我要插秧！”我大声说。其实我只是想去田里玩水，抓青蛙。
吃过早饭，太阳刚爬到屋檐高。我们出发了：爸爸牵着牛走在最前，爷爷扛着犁，妈妈和奶奶挎着篮子，我光着脚丫跟在大白后面。清晨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腿，凉丝丝的。
田在东坳，得走一小时。路是泥土路，两旁长着狗尾巴草和野菊花。远处的水田像一面面镜子，倒映着蓝天和白云。早起的白鹭在田埂上踱步，见人来了，扑棱棱飞起来，翅膀划过水面。
到了我们家那亩田，爸爸和爷爷下田犁地。老黄牛拖着犁，泥浆翻涌，散发出泥土特有的腥香味。妈妈和奶奶卷起裤腿，下旁边的秧田拔秧苗。一把一把的秧苗用秧草扎好，整整齐齐摆放在田埂上。
我坐在树荫下看蚂蚁搬家。大白趴在我脚边，舌头伸得老长。偶尔有蜻蜓飞过，我跳起来追，总是扑空。
“娃儿，过来帮忙！”妈妈喊道。
我跑过去，学着大人的样子，把一捆秧苗，笨拙地往刚犁好的水田里扔。
中午，我们坐在树荫下吃饭。奶奶把最好的鸡蛋黄挑给我。大白眼巴巴地看着，我悄悄分给它一点蛋白。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空气中似乎飘来别人家炒菜的香味。
下午是最热的时候。知了在树上拼命叫，吵得人昏昏欲睡。大人们弯腰插秧，一行行嫩绿的秧苗整齐地站在水田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田水被太阳晒得温热，我看见有小鱼在秧苗间穿梭。
不知不觉已是傍晚。
“快插完了。”爸爸直起腰，擦了把汗。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等最后一株秧苗插好，天边已经泛起了橙红色。晚风轻轻吹过，秧苗沙沙作响，像在说悄悄话。
“收拾收拾，回家！”爷爷说。
我们洗了手脚，扛起农具。回头看看，一亩水田已经披上了绿装，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大白在田埂上撒欢，追着一只蝴蝶。
“今天比预想的快。”爸爸满意地说。
“是啊，明天可以歇一天了。”妈妈笑着整理头发。
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天色渐渐暗下来，西边最后一道晚霞像被人用毛笔蘸了金粉，轻轻抹在天边。然后金色褪去，变成了淡淡的紫，最后融进深蓝的夜空。
路两旁的稻田里传来蛙鸣，起先是零零星星的几声，很快就连成了一片。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出现了，一点两点，越来越多，在夜幕中画出绿色的光弧。
“看，星星出来了。”奶奶指着天空。
真的，星星一颗接一颗亮起来。乡村的星空和城里不一样，密密麻麻，亮得晃眼。我认出北斗七星，爷爷教过我的，他说顺着勺口的方向能找到北极星。
“那是牛郎星，那是织女星。”妈妈指着银河两岸最亮的两颗星，“他们每年七夕才能见一面。”
“为什么只能见一面？”我问。
“因为王母娘娘用簪子划了条天河呀。”奶奶接过话头，讲起那个我听了很多遍的故事。
我们边走边聊，脚步声惊起草丛里的虫子。大白一会儿跑在前面探路，一会儿又绕回来，确保我们都在。
路越来越窄，进入了一片树林。这是回家的必经之路，林子不大，但树木茂密，白天走在里面也凉飕飕的。夜晚的树林就更暗了，月光被枝叶剪得破碎，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抓紧点，别摔了。”爸爸回头叮嘱。
树林里很安静，连蛙鸣都听不见了，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呼吸声。忽然，一阵风吹过，树叶哗啦啦响，像是很多人在低声说话。
“爸爸，我有点冷。”我说。
“快到了，走出林子就暖和点了。”
妈妈牵起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有很多老茧，但是很温暖。我紧紧握住，心里踏实多了。
就在这时，大白突然停下来，对着林子深处低吼。它的背毛竖起来，尾巴绷得笔直。
“大白，怎么了？”我问。
它不回答，只是死死盯着黑暗中的某个地方，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们都停下来。爷爷举起马灯，昏黄的灯光在林间晃动，照出一棵棵树的轮廓，像一个个站立的人。
“可能是野猫。”爸爸说，但声音里有一丝不确定。
“走吧，别自己吓自己。”奶奶拍拍我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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