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的肚子破了。不是从外面破开，而是从里面。一只黑色的蜈蚣从他张开的嘴里爬出来，浑身沾满血污。王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瞳孔已经涣散，但脸上还保持着极致的痛苦表情。
蜈蚣爬过他的脸，爬到地上，迅速消失在走廊尽头。
警方封锁了现场，消息被严密封锁。但医院的护士护工们私下里都在传：王浩的内脏几乎被吃空了，只剩一层皮。
王浩的死震惊了整个城市。官方说法是“罕见寄生虫感染”，但民间传言四起。
王建国请了长假。儿子的离奇死亡击垮了这个黑社会局长。他闭门不出，拒绝见客。
我知道，该进行下一步了。
虫降的第二阶段需要更复杂的仪式。这次不是毒虫，而是“血降”。需要目标的鲜血为引，配合午夜阴时，在十字路口作法。
获得王建国的血比想象中容易。他因悲痛过度晕倒，被送往医院输液。我买通了一个临时护工——一个急需钱给儿子治病的女人，拿到了王建国用过的输液管，里面有残留的血液。
月黑风高的午夜，我来到城东最古老的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曾经是刑场，地下不知埋了多少冤魂。
我在路口中央画了一个诡异的符号，将王建国的血滴在符号中心。然后盘腿坐下，开始念诵咒语。这次的咒语更长，更复杂。每念一句，就感觉周围的空气更凝重一分。
念到一半时，起风了。不是自然风，是阴风，打着旋儿，卷起地上的尘土。风中似乎有呜咽声，哭泣声，哀嚎声。
我咬牙继续。额头渗出冷汗，后背发凉。但我不能停，停了就前功尽弃，还会遭到反噬。
终于念完最后一句，我划破手掌，让鲜血滴在符号上。血液一接触地面，立刻被吸收，仿佛大地在渴饮。
仪式完成。我虚脱般瘫倒在地。
接下来的日子，我密切关注着王建国的动向。他搬回了老宅，据说精神状态极差，经常自言自语，说有东西跟着他。
第十天，王建国被紧急送往精神病院。消息称，他出现严重幻觉，声称看到儿子王浩浑身是血地站在床边，说“爸爸，我好冷，好痛”。
第十五天，精神病院传出更诡异的传闻：王建国病房的墙壁上，每晚都会出现血手印，擦掉了第二天又会出现。监控什么也没拍到。
第二十天，王建国死了。
死状比王浩更恐怖。他被发现时，坐在病房角落，眼睛被挖了出来，握在自己手中。嘴角却诡异地向上翘着，像是在笑。病房的四面墙上，用鲜血写满了“冤”字。
警方彻底封锁了消息。但纸包不住火，各种传言在城市中蔓延。有人说王家得罪了高人，被下了降头；有人说这是报应，王建国在位期间制造了太多冤案；还有人说，看见一只巨大的黑蜈蚣在精神病院附近出没。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他们的手段。
没多久，在严刑逼供下，我买通的护工招认了。
与此同时，我带着煤球离开了城市。
出发前，我去看了陈雨的墓。墓碑照片上的她，笑得那么甜。我放下一束白菊，轻声说：“小雨，我为你报仇了。”
煤球蹭了蹭我的腿，低声呜咽。它似乎知道我们要远行。
我没打算逃很久。外婆说过，降头术的反噬迟早会来。我只是想在死前，看看青海的无人区。陈雨生前说过，她最想去那里看看，“听说那里的星空最干净”。
我开着那辆二手吉普，一路向西。煤球坐在副驾驶，脑袋探出窗外，耳朵被风吹得翻起来。
离开城市的第二天，我在加油站看到了通缉令。上面有我的照片，罪名是“涉嫌多起谋杀案”。照片上的我，眼神麻木。通缉令上说“极度危险，可能携带武器”。
我压低帽檐，加满油，继续上路。
第三天，收音机里播报新闻：“...警方已锁定犯罪嫌疑人杨某的行踪方向，正组织警力全力追捕...”
我关掉收音机。煤球看着我，眼神里有关切。我摸摸它的头：“没事，咱们继续走。”
进入青海境内后，追捕明显加强了。高速路口有检查站，我不得不走小路。吉普车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煤球紧紧靠着我，寻找平衡。
第五天，我在一个小镇补充物资时，看到了警车。三辆警车停在小超市门口，警察正在询问店主。
我迅速掉头，驶向荒原。
接下来的日子，我在荒漠和草原之间穿梭。白天躲藏，夜晚赶路。食物和水逐渐减少，煤球也瘦了。
第十五天，吉普车终于抛锚在一片戈壁滩上。引擎冒着黑烟，再也打不着火。
我背着行囊，牵着煤球，开始徒步。夜晚的青海荒原，冷得刺骨。我们挤在睡袋里，煤球用体温温暖我。
第二十天，我看到了追捕的队伍。远处有车队驶过，尘土飞扬。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我躲进一个废弃的羊圈，直到夜幕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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