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华，年轻时犯过很多错，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炒股。
记忆里关于父亲的一切，总是模糊而温暖的。六岁那年春天，父亲骑着他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载我去镇上赶集。我坐在前梁上，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汗味混合的气息，那是我童年最安心的味道。他给我买了一根糖葫芦，红彤彤的山楂裹着透明的糖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阿华，甜不甜？”他粗糙的手掌摸着我的头。
我用力点头，糖葫芦的甜在嘴里化开，一直甜到心里。
那天下午，父亲说要去邻村帮人盖房子，挣点零花钱。他把我抱起来举过头顶，我咯咯地笑着，小手抓乱了他稀疏的头发。
“等爸回来，给你带个拨浪鼓。”
他骑上自行车，身影在土路的尽头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夕阳的金色光芒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父亲。
傍晚，邻村的人急匆匆跑来，说父亲从房梁上摔了下来。母亲扔下正在揉的面团，疯了一样冲出去。我跟在后面跑，绊倒了又爬起来，膝盖磕破了也感觉不到疼。
村卫生所的白色床单盖住了父亲的脸。母亲掀开床单，只看了一眼，就瘫软在地，发不出一点声音。我愣愣地站着，不明白为什么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都在摇头叹气。
父亲下葬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母亲牵着我的手，站在新堆起的坟前。她穿着素白的孝服，瘦削的肩膀在雨中微微颤抖。我仰头看她，雨水混着泪水从她脸上滑落。
“华子，以后就咱娘俩了。”她蹲下来，紧紧抱住我，声音嘶哑得像破了的风箱。
那一年，我六岁，失去了父亲；母亲二十八岁，成了寡妇。
父亲走后，家里的日子一下子艰难起来。母亲白天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工，晚上接缝纫活计，常常做到深夜。我趴在小方桌上写作业，听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那声音像心跳，规律而执着，支撑着我们摇摇欲坠的生活。
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母亲还在灯下忙碌，昏黄的灯光照着她日益凹陷的脸颊。我假装翻个身，把眼泪藏在枕头里。
“妈，我不上学了，我也去打工。”十二岁那年，我对母亲说。
母亲停下手中的活，静静看了我许久。然后她走过来，轻轻摸着我的头：“华子，你爸临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你的学业。他说咱家穷，但不能穷教育。你得读书，读出个样子来。”
“可是...”
“没有可是。”母亲的声音温柔而坚定，“妈还年轻，能供你。”
她确实年轻，但生活的重担已经压弯了她的腰。厂里的女工们谈论着新买的裙子，商量着周末去哪儿玩，母亲总是默默听着，然后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计。她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补丁打得整整齐齐。
我考上县重点中学那天，母亲哭了。她摸着录取通知书，一遍又一遍，像摸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
“你爸要是能看到，该多高兴...”她哽咽着说。
为了凑够学费，母亲又多接了两份活。我看着她日益憔悴，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高中三年，我拼命学习，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三。不是因为多爱学习，只是想让母亲脸上的笑容多一些，让她的付出看起来值得。
高考结束，我收到了省城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村里人都说刘家的寡妇有福气，养出个大学生。母亲那几天走路都带风，眼睛里有久违的光亮。
大学四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课余时间做家教、发传单、端盘子，尽量不向家里要钱。母亲每月还是会寄来一两百，皱巴巴的钞票，不知道她省了多少顿饭才攒下来。
“华子，别太累，注意身体。”每次打电话，她总是这句话。
毕业后，我在省城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我给母亲买了一件羊毛衫寄回去。她在电话里责怪我乱花钱，但邻居告诉我，她穿着那件毛衣在村里走了好几圈，逢人就说“这是我儿子买的”。
如果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工作第三年，我接触到了股票。
起初只是好奇，跟着同事买了几手，小赚了一笔。那种感觉很奇怪——钱来得那么快，几乎不费力气。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跳动上涨，一种莫名的兴奋在血管里奔涌。
我开始花更多时间研究K线图、技术指标、财报分析。白天上班心不在焉，晚上对着电脑屏幕到深夜。母亲打电话来，我总是匆匆几句就挂断。
“华子，最近工作很忙吗？怎么声音听起来这么累？”
“嗯，项目紧。”我敷衍着，眼睛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
渐渐地，小打小闹已经不能满足我。我加大了投入，把积蓄全部投了进去。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到一个月工资。我开始幻想，也许很快就能在省城买房，把母亲接过来享福。
然后股灾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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