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有效线索。”李队，一个精干的中年男人，揉了揉满是血丝的眼睛，“山坳土质坚硬，杂草丛生，只有放羊老汉的脚印和少量羊蹄印。塑料袋和扎带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种，没指纹。头颅毁容严重，凶器可能是石头或者锤子之类的钝器，没找到。周围五公里半径内仔细搜索过，没发现身体，没发现血迹，没发现其他可疑物品。就像……那颗头是凭空出现在那儿的。”
“周大山的行踪呢？”菲菲问。
“断了。”另一个年轻警察，姓王的侦查员接口道，“他在邻省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工头说，大概三个月前，周大山领了最后一笔工钱，说要回老家处理点事，之后就没再去上工。我们查了他可能的交通路线，大巴、火车、黑车，都没有记录。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直到十天前，他的头，可能出现在几百公里外的老家附近。”
“有仇家吗？或者感情、经济纠纷？”方阳问。
“正在排查。周大山在村里口碑一般，不算坏，但也说不上好。父母早亡，性格有点孤僻，跟村里人来往不多。外出打工后，更少联系。经济上，据说打工攒了点钱，但具体多少不清楚。感情方面，没听说有对象。”王侦查员翻着记录本。
“前三个案子的卷宗，我们能看看吗？”菲菲问。
孙副局长示意了一下，李队搬来三大本厚厚的卷宗，纸张已经有些发黄。菲菲接过，快速翻阅。十年前的王老栓案，五年前的李丽案，三年前的陈贩子案。现场照片触目惊心——头颅摆放在供桌、灶台、磨盘上，身体不翼而飞。勘查报告几乎一模一样：门窗完好，从内闩住；现场无挣扎打斗痕迹；无血迹喷溅；无外来足迹；身体消失无踪。三个案子，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受害人之间似乎毫无关联，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那诡异到极点的模式：只剩头颅，身体消失，现场无痕。
“这三个案子，当时有没有考虑过……非人为因素？”菲菲合上卷宗，问了一个在场警察可能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几个老警察互相看了看，表情复杂。
“说实话，当时……私下里是有人这么想过。”孙副局长缓缓开口，声音干涩，“但我们是警察，不能这么上报。只能说是凶手极其狡猾，反侦察能力强，现场处理干净。可……十年了，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次第四起，虽然头被包起来扔在外面，但‘只有头、没身体’这个核心，又对上了。村里人，包括我们一些老同志，心里都犯嘀咕。这雾隐村……是不是真的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这话从一个县公安局副局长嘴里说出来，分量很重。会议室里气氛更加凝重。
“菲菲同志，你们……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试试吗？”孙副局长看向菲菲，眼神里带着最后的希望。
菲菲沉默了几秒，闭上眼睛，手指轻轻按在太阳穴上。她在尝试“感应”。但和以前很多时候一样，那种模糊的、画面式的直觉并没有出现。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冰冷的、如同被浓雾包裹的压抑感，还有一种……强烈的违和感。
她睁开眼，摇摇头：“暂时没有清晰的感应。但我觉得，这第四起案子，和前三起，可能不是一回事。”
“哦？怎么说？”李队立刻追问。
“感觉。”菲菲斟酌着用词，“前三起，头颅是展示出来的，放在供桌、灶台、磨盘这些有‘意义’的地方，像是一种……仪式。而第四起，头颅被包裹、毁容、丢弃在荒郊野外，更像是在隐藏。目的不同，手法也不同。而且，塑料袋和扎带，太‘现代’了，和前三起那种……原始的诡异感，格格不入。”
警察们若有所思。这个角度，他们之前也讨论过，但缺乏证据支撑。
“不管是不是一回事，现在当务之急，是确认头颅身份，找到周大山，或者他的身体，查明真相。”孙副局长拍板，“这样，老陈，你带两个人，陪这几位同志去一趟雾隐村，现场再看看，也去周大山家看看。注意安全，带上枪。菲菲同志，你们需要什么装备，列个单子，我让人准备。”
“手枪，每人一把，三个弹夹。强光手电，对讲机，还有，”菲菲补充，“我想去发现头颅的那个山坳，以及周大山家看看。另外，如果有可能，我想在村里住下。”
“住村里？”孙副局长一愣，“村里现在没几户人了，条件很差，而且……”
“有些东西，白天看不到。”菲菲平静地说。
孙副局长看着这个年轻女孩平静却坚定的眼神，想起自己了解的他们在广州的经历，终于点点头：“好，我安排。老陈，你负责。注意，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是！”
装备很快领到。五把九二式手枪，沉甸甸的，带着枪油的味道。每人三个备用弹夹，沉甸甸地压在腰带上。强光手电、对讲机、急救包、绳索……迈克还额外要了把军用匕首。方阳和晓晓拿到枪，反复练习着开关保险和瞄准姿势，毕竟这种国产枪和他们事务所的不一样，需要熟悉。小雅则小心地把手枪放进背包侧袋，她更信任菲菲给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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