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明初,太祖皇帝也曾面临类似的文臣强势、武将弱势的局面。尽管江山是靠武将打下的,但治理国家依旧离不开文臣。
建国初期的两大官绅势力,连太祖皇帝也心存忌惮。
为此,他不得不让徐达将军兼任中书省右丞相一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平衡权力,使其与李善长相抗衡,甚至略高一筹。
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压制李善长、刘伯温等文臣代表人物的影响力。
李善长是朱元璋起兵初期便投奔的人物,因此深得信任。
他先后受封为宣国公、韩国公,年俸高达四千石,位列诸公之首,连徐达也难以比肩。
朱元璋还曾下诏亲自褒奖,称其功劳可与汉代萧何相比。
这份殊荣,无疑奠定了李善长在朝中无可撼动的地位。
相比之下,刘伯温的处境就显得黯淡许多。他是在朱元璋势力已成之后才加入的,那时大业已在眼前,开疆拓土的阶段早已过去。
他未曾与朱元璋一同经历草创时期的艰难困苦,自然无法在太祖心中占据同样的分量。尤其在朱元璋坐稳皇位之后,刘伯温更像是一个点缀朝堂的谋臣,地位并不稳固。
而李善长所代表的淮西势力,才是朱元璋心头难以拔除的一根刺。
刘伯温背后的浙东文官集团,在其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随着徐达、李文忠等武将相继离世,李善长更是成为淮西派唯一的领袖。那些曾经独当一面的将领们,如今没了靠山,只能转而依附于这位同乡大佬。
由此可见,无论哪个时代,文臣与武将都无法真正和平共处。
战乱之时,外敌当前,还能暂时团结一致。
但一旦天下太平,内部矛盾便随之浮出水面。
要么如唐末藩镇割据,武将自立一方;要么如宋代重文轻武,压抑武力,苟安一时。
当外患不再,内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除非有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
但即便如此,两派之间的争斗也不会停歇。他们甚至会主动制造敌人,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不正是一场自相残杀?
所以张维贤这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反倒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局面。即便是王象乾这样的老将,也觉得这样最好,省得再起风波。
就在众人以为可以稍作喘息之时,朱由校派出的飞骑夜不收,携着他拟定的山西人事安排归来。
几位大臣看完信件后,心中不禁感慨:陛下果真是闲不住。说好是去西南平定土司,怎么反倒先插手山西的事?
可事已至此,人已经处置完毕,就算有异议也无力回天,只能尽快收拾残局。
“诸位,陛下在信中提到暂不设立山西巡抚,而是增设山西总督一职,统辖全省军务,唯独不包括宣大边镇等地。对此,各位有何看法?”
“另外,陛下还亲自指定了太原知府的人选,乃是现任河南布政使司商丘知县孙传庭。此人为何许人也?在座可有熟悉他的?”
这两件事是书信中最关键的内容。王象乾率先开口,征询众人意见。
“既然已有宣大总督,为何还要另设山西总督?”
“山西除了宣府、大同两个军镇外,并无其他边防要地,百姓安定,无灾无战,设立军务提督,意欲何为?”
“再说了,山西距离京城很近,要是真出了什么状况,快马加鞭几日也能送到京城。”
程国祥虽未明言立场,但话语里流露出明显的反对情绪。他不赞成废巡抚而设总督。
问题的核心,还是钱。
皇上说得明白,这位山西总督是要统领全省军务的。依皇上的性格,绝不会只是走个形式,必定是为整肃军权而设此职。
而一旦开始整顿军队,最基础、最急需的便是军饷。
若以当年练羽林军的标准来重整山西兵,耗费的银两必然惊人。
他虽是户部尚书,却也是皇上亲自提拔起来的。但作为掌管财政的大臣,第一要考虑的是国家财政与百姓生计,不能因为皇上想做什么,就盲目执行。
在他看来,山西局势稳定,各地又有总兵镇守,在财政本就捉襟见肘的当下,最忌讳的便是无端生事,徒增负担。
更何况,眼下大战将至,若在山西再起风波,万一处理不当,引起兵变,后果不堪设想。
其他几人又怎会不懂程国祥的心思?如今朝局本就不稳,皇上却一意孤行,他们心中也隐隐感到不安。
“可这是皇上的旨意,我们做臣子的,难道要违抗不成?”
宋应星虽然对朝政事务不擅长,但此刻也忍不住开口。
在他看来,总督与巡抚并无太大区别,巡抚本就掌控一省军政,设总督似乎多此一举。
徐光启细细看过书信后,默默将其放在桌上,神情凝重地说道:
“依我之见,无论是巡抚还是总督,不过是换个名头罢了。皇上的真正目的,不在官职,而在军权。”
“军权才是关键,设官只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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