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上那幅蜡笔画仿佛有种灼人的温度，透过冰冷的玻璃，一路烫进了林枫的心底。
那歪歪扭扭的线条，那漏雨的屋顶，那窗边孤零零的孩子，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记无声的重锤，狠狠砸在他胸口。
老师，我们还能听见你吗？
这稚嫩的提问，像一根尖锐的刺，扎破了他心中最后一道名为“理智”与“等待”的防线。
他知道，老陈发来这张照片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求援。
他猛地推开椅子，木质的椅腿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在这死寂的深夜宿舍里显得格外突兀。
他没有丝毫犹豫，大步走到书桌的抽屉前，一把将其拉开。
里面整齐地躺着一沓打印纸，最上面一张的标题赫然是《关于“404信号站”公益助学项目合法性的联署倡议书》。
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也是他最危险的一步棋。
他曾设想过无数种递交它的时机，但没有一种像现在这样，被一幅孩子的画逼到了悬崖边上。
警方的传唤随时可能到来，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是按天，而是按小时计算了。
他必须抢在那张冰冷的传唤证之前，点燃另一场火。
同一时间的城市另一端，赵子轩的房间里只有键盘和鼠标的清脆敲击声。
他双眼布满血丝，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时间线。
他没有采用任何花哨的转场，而是将那幅名为《老师，我们还能听见你吗？
》的蜡笔画，用最简单的动画效果，让雨滴从屋顶的破洞中缓缓落下。
紧接着，画面淡出，十几个孩子围着烛光读书的场景浮现，背景音不是煽情的音乐，而是孩子们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此起彼伏的朗读声。
那是一个个鲜活的，渴望知识的灵魂在呐喊。
视频剪辑完成，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上传到任何一个主流视频平台。
他清楚，在“未备案”这顶大帽子下，这样的视频只会被瞬间吞噬，甚至可能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他深吸一口气，将压缩好的视频文件，打包发送给了全国二十七个公益社群的负责人。
这些社群，都曾在“404信号站”最困难的时候，响应过他们的求助。
他在邮件正文里只写了一句话：“各位，这不是求转发，是请你们告诉身边每一个认识的人——有人正在因为一件好事，而遭受‘未备案’的惩罚。”
邮件发出后是漫长的死寂。
三小时，像一个世纪那么久。
就在赵子轩快要扛不住疲惫时，电脑右下角弹出了一个窗口，来自哈尔滨的一个社区公益组织负责人：“我们社区的文化广场今晚正好要放露天电影，片子放完后，能加播这段吗？”
赵子轩的手指在键盘上悬停了半秒，随即用力敲下回复：“加，必须加！如果有人问，标题就叫《他们说我们不合规》。”
清晨，市信访局门外还没有开始一天的喧嚣，张野却已经带着阿珍和其他几位家长到了。
他们没有像传统的上访者那样带着悲愤与激动，他们的表情异常平静，甚至可以说坚定。
他们没有堵门，而是在旁边的人行道上支起一张长桌，拉起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
上面写着：“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来作证的。”
桌子上，并排摆着三本厚厚的签名册，那都是过去一年里，接受过信号站帮助的家庭和捐助过他们的好心人留下的。
第一本签名册的封面上，就贴着小兰那幅画的彩色打印件。
路过的行人渐渐被这奇怪的阵势吸引，围了过来。
张野站起身，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各位街坊邻居，我知道大家都在议论，说我们‘404信号站’是非法组织，是诈骗。我今天不辩解，我只让大家看一样东西。”他转身扶过自己的儿子，一个看起来已经快和他一样高的少年。
他拍了拍儿子的腿，“我儿子，去年这个时候还坐在轮椅上，医生说他这辈子能拄拐走路就是奇迹。是信号站的老师们，用他们筹来的善款，联系了康复专家，又每天陪着他做复健。现在，他能自己站起来了。”
他目光扫过围观的人群，一字一句地问：“谁能告诉我，这份恩情，这份账，该算给谁？如果做好事要被定性为‘不合规’，那什么才叫‘规矩’？”
人群中一片沉默。
片刻后，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分开人群，走到桌前。
他看起来像个退休教师，他拿起笔，在签名册的空白页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我捐过两百块，没想过要回报，只为山里的孩子能对着屏幕，喊我一声爷爷。”
他的举动像一个开关，人群开始骚动，越来越多的人默默上前，拿起笔，在册子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而在网络的云端，陈默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刚刚上线的后台系统。
这个被他命名为“故事地图”的新功能，在没有做任何宣发的情况下，上线仅仅十分钟，代表着真实反馈的光点，就从云南、贵州、甘肃的山区深处，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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