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五月的汉水两岸，风里带着一股焦灼的气息。
刚泛黄的麦田被炮火翻耕成焦黑的泥块，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麦秆燃烧的混合气味，呛得人喉咙发紧。
枣宜会战已在这里拉锯了近一个月，日军第39师团像一群饿狼，沿着襄河（汉水）南岸一路猛扑，铁蹄踏过之处，村镇成墟，江水泛红。
而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扼守长江上游的重镇——宜昌。
此时的宜昌，不仅是长江航运的重要枢纽，更是拱卫战时陪都重庆的东部门户，其战略意义正如日军大本营在作战计划中所强调的“可切断中国内陆与外界联系之重要节点”。
川军第22集团军的指挥部设在荆门城外一处破败的祠堂里，总司令孙震正对着地图出神。
这位身兼第41军军长的川中老将，鬓角已染霜色，手指在“土门垭”与“东山寺”两个地名上反复摩挲。
作战参谋在一旁低声汇报：“日军第39师团主力已过当阳，离土门垭只剩三十里，坦克联队和重炮营都跟上来了。
其配属的独立山炮第5联队已在当阳以东占领阵地，看架势是要对土门垭进行饱和炮击。
”孙震重重一拳砸在桌案上，震得油灯里的火苗突突乱跳：
“告诉122师和127师，土门垭和东山寺就是宜昌的北大门，丢了这两处，宜昌就成了没娘的娃！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也得把鬼子挡在门外！给他们传我的话，效仿滕县保卫战的劲头，死战不退！”
他口中的滕县保卫战，正是1938年川军第122师以血肉之躯阻滞日军南下的悲壮之战，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也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时间。
土门垭的阵地，此刻正被烈日烤得发烫。第41军122师364团的士兵们趴在战壕里，汗水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在布满尘土的脖颈上冲出一道道白痕。
团长王志远蹲在交通壕里，手里把玩着一颗手榴弹，脸上那道从眉骨划到下颌的刀疤，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那是淞沪会战中，他为了夺回一个碉堡，被日军的刺刀划开的。
“都给老子精神点！”他突然提高了嗓门，声音沙哑却带着穿透力，“知道土门垭为啥叫‘垭’不？这地方两边高、中间低，就是个天然的口袋，咱今天就在这儿给鬼子设个局！”
他指着两侧的高地，“二营隐蔽在东侧坡地，等鬼子坦克进了垭口，就用预先埋好的炸药炸断他们的退路，一营和三营正面顶住，咱三面夹击，让他们有来无回！”
他身边的新兵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川娃子，有的还没来得及褪掉稚气，手里的步枪却擦得锃亮。
这些士兵多是“抓壮丁”补充进来的，武器装备极差，除了少数捷克式轻机枪，大多是“老套筒”“汉阳造”，甚至还有部分士兵背着土制的单打一。
一个叫狗剩的新兵，背着一支比他还高的“老套筒”，紧张得手心冒汗，枪托在战壕壁上磕出轻响。
“怕了？”王志远拍了拍他的肩膀，狗剩猛地一哆嗦，慌忙摇头：“不……不怕！俺爹说了，川军出川就是来杀鬼子的，死了也光荣！”
王志远咧嘴一笑，从怀里掏出半包烟，分给身边的老兵：“这娃有种！记住了，打坦克要用集束手榴弹，拉开引线数三个数再扔，别炸了自己人。
实在不行，就抱着炸药包往上冲，咱川军的命金贵，但阵地更金贵！”老兵们默默接过烟，有个老兵掏出火镰，
“擦”地一声点燃，猛吸一口，烟雾缭绕中，他低声说：“团长，咱这炸药不多了，都是土造的，威力怕是不够。”
王志远眼神一沉：“不够也得用！就是用血肉之躯，也得把这些铁王八拦住！”
正午时分，远处的地平线上突然扬起一阵黄尘，紧接着，坦克履带碾压地面的“咯吱”声像闷雷一样滚过来。
了望哨的士兵嘶吼着敲响了铜锣：“鬼子来了！坦克！好多坦克！”
王志远猛地站起来，举起望远镜——六辆漆着太阳旗的日军八九式中型坦克正耀武扬威地冲在前面，这种坦克虽然装甲不算太厚，但对于缺乏反坦克武器的川军来说，仍是巨大的威胁。
坦克后面跟着黑压压的步兵，约有一个大队的兵力，他们采用“三角冲锋队形”，前排士兵呈散兵线展开，间距约五米，后排士兵依次跟进，试图通过这种战术减少我方火力的杀伤效果。
钢盔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打！”他一声令下，战壕里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枪口，机枪手老张抱着捷克式机枪，枪管上还缠着他婆娘绣的红绸带，手指一扣，子弹像泼雨似的扫向日军步兵。
他采用的是“短点射”战术，每次扣动扳机只打出三到五发子弹，既节省弹药，又能保持火力压制。
可坦克依旧在往前冲，履带碾过麦田，把青苗轧成烂泥。
日军坦克兵显然经验丰富，他们不断转动炮塔，用坦克炮和同轴机枪向两侧高地扫射，试图压制可能存在的伏击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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