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司2001年的会计准则，”李维的声音清晰而坚定，“研发费用的确认应符合实际发生原则。但这里——”他指向屏幕上的一份文件，“2001年4月，一笔原本应计入‘前瞻技术研究’的200万支出，被调整至‘市场营销-特别项目’。而同期，‘G计划’的市场推广预算恰好增加了200万。”
“这可能是巧合吗？”李维看向G-801，“也许。但当一个巧合与更多巧合叠加时，它就不再是巧合，而是模式。”
他调出了下一组证据：几份手写的笔记和批注的扫描件。这些文件来自那个“G计划-相关材料”的箱子，其中有一些显然是高层领导的手迹。
“请注意这份批注：‘技术问题请与分管领导沟通。勿越级汇报。’”李维放大了一段文字，“笔迹鉴定显示，这是张副总——也就是我现在的项目经理——的手迹。而在同一时期，高远发给董事长的邮件被退回，建议他‘遵守组织程序’。”
“这说明了什么？”李维自问自答，“这说明在‘G计划’推进过程中，存在明确的‘信息隔离’策略。提出异议的技术专家被限制发声渠道，而决策层获得的可能是不完整或经过筛选的信息。”
报告的最后部分是最具杀伤力的。李维展示了从各种零散文件中拼凑出的资金流向图：
“通过对比2000-2002年间的多项财务记录，我发现了一个异常的资金流动模式。”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复杂的图表，箭头连接着不同的账户和项目，“一部分原本应用于长期技术研发的资金，通过多个中间账户的周转，最终流入了‘G计划’的营销预算。而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某些海外账户——”
李维故意停顿了一下，观察G-801的反应。审计员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但李维注意到他的右手食指微微抽搐了一下——这是人类神经系统的反应，即使在这个“概念化身”身上也无法完全消除。
“——这些海外账户的最终受益人，与公司当时的几位高管有密切联系。”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不对等的对决。张经理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我……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张经理突然站起来，声音尖锐，“这些都是伪造的！你因为被调职心怀不满，所以编造这些——”
“张经理，”李维打断了他，甚至没有转头看他，“报告的第47页附有所有原始文件的档案编号和扫描时间戳。您随时可以亲自去档案部核查。如果这些文件是伪造的，那么公司过去二十年的档案管理系统就存在严重漏洞——这本身也是审计问题，不是吗？”
张经理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他求助地看向G-801，但审计员的目光完全锁定在李维身上。
G-801的“逻辑核心”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每一个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李维掌握的信息不仅真实，而且完整得可怕。更关键的是，这些信息被以一种高度逻辑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完全符合“审计思维”——这正是G-801自身的工作方式。
这个发现让G-801的程序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在他的认知框架中，“故事”应该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缺乏严谨逻辑的。但李维展示的这份“报告”，虽然讲述了一个充满人性张力的故事，但其论证过程却完全建立在数据和逻辑之上。
**矛盾检测：目标行为模式与预期不符。预期：情绪化反扑。实际：理性论证。**
**假设修正：目标可能受到外部指导。外部指导源分析：未知。威胁等级重新评估：高。**
**建议行动方案更新：优先控制信息传播，其次消除信息源。**
但如何“控制信息传播”？李维显然已经将这份报告备份到了多个地方——他刚才提到了“云存储”和“自动发布定时”。如果强行压制，可能触发信息的进一步扩散。
如何“消除信息源”？直接对李维采取行动会引起更多关注，而且可能违反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社会规则”——这些规则是灰袍先知要求G-801必须遵守的“现实框架”。
G-801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死局。而造成这个“死局”的，竟然只是一个他根本看不起的“故事”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你……想怎么样？”G-801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凝重。他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个他原本以为可以随意“拿捏”的“小职员”，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拿到了一把足以“掀翻”整个“棋盘”的“底牌”。
李维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但眼神依然冷静：“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像您这样一位追求‘绝对公平’与‘程序正义’的‘特派审计员’，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后，应该会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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