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司2001年的会计准则,”李维的声音清晰而坚定,“研发费用的确认应符合实际发生原则。但这里——”他指向屏幕上的一份文件,“2001年4月,一笔原本应计入‘前瞻技术研究’的200万支出,被调整至‘市场营销-特别项目’。而同期,‘G计划’的市场推广预算恰好增加了200万。”
“这可能是巧合吗?”李维看向G-801,“也许。但当一个巧合与更多巧合叠加时,它就不再是巧合,而是模式。”
他调出了下一组证据:几份手写的笔记和批注的扫描件。这些文件来自那个“G计划-相关材料”的箱子,其中有一些显然是高层领导的手迹。
“请注意这份批注:‘技术问题请与分管领导沟通。勿越级汇报。’”李维放大了一段文字,“笔迹鉴定显示,这是张副总——也就是我现在的项目经理——的手迹。而在同一时期,高远发给董事长的邮件被退回,建议他‘遵守组织程序’。”
“这说明了什么?”李维自问自答,“这说明在‘G计划’推进过程中,存在明确的‘信息隔离’策略。提出异议的技术专家被限制发声渠道,而决策层获得的可能是不完整或经过筛选的信息。”
报告的最后部分是最具杀伤力的。李维展示了从各种零散文件中拼凑出的资金流向图:
“通过对比2000-2002年间的多项财务记录,我发现了一个异常的资金流动模式。”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复杂的图表,箭头连接着不同的账户和项目,“一部分原本应用于长期技术研发的资金,通过多个中间账户的周转,最终流入了‘G计划’的营销预算。而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某些海外账户——”
李维故意停顿了一下,观察G-801的反应。审计员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但李维注意到他的右手食指微微抽搐了一下——这是人类神经系统的反应,即使在这个“概念化身”身上也无法完全消除。
“——这些海外账户的最终受益人,与公司当时的几位高管有密切联系。”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不对等的对决。张经理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我……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张经理突然站起来,声音尖锐,“这些都是伪造的!你因为被调职心怀不满,所以编造这些——”
“张经理,”李维打断了他,甚至没有转头看他,“报告的第47页附有所有原始文件的档案编号和扫描时间戳。您随时可以亲自去档案部核查。如果这些文件是伪造的,那么公司过去二十年的档案管理系统就存在严重漏洞——这本身也是审计问题,不是吗?”
张经理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他求助地看向G-801,但审计员的目光完全锁定在李维身上。
G-801的“逻辑核心”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每一个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李维掌握的信息不仅真实,而且完整得可怕。更关键的是,这些信息被以一种高度逻辑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完全符合“审计思维”——这正是G-801自身的工作方式。
这个发现让G-801的程序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在他的认知框架中,“故事”应该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缺乏严谨逻辑的。但李维展示的这份“报告”,虽然讲述了一个充满人性张力的故事,但其论证过程却完全建立在数据和逻辑之上。
**矛盾检测:目标行为模式与预期不符。预期:情绪化反扑。实际:理性论证。**
**假设修正:目标可能受到外部指导。外部指导源分析:未知。威胁等级重新评估:高。**
**建议行动方案更新:优先控制信息传播,其次消除信息源。**
但如何“控制信息传播”?李维显然已经将这份报告备份到了多个地方——他刚才提到了“云存储”和“自动发布定时”。如果强行压制,可能触发信息的进一步扩散。
如何“消除信息源”?直接对李维采取行动会引起更多关注,而且可能违反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社会规则”——这些规则是灰袍先知要求G-801必须遵守的“现实框架”。
G-801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死局。而造成这个“死局”的,竟然只是一个他根本看不起的“故事”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你……想怎么样?”G-801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凝重。他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个他原本以为可以随意“拿捏”的“小职员”,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拿到了一把足以“掀翻”整个“棋盘”的“底牌”。
李维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但眼神依然冷静:“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像您这样一位追求‘绝对公平’与‘程序正义’的‘特派审计员’,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后,应该会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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