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每日清早，我如小泥鳅般滑出家门，书包在身后颠簸着，便一头扎进东大街早晨的热浪里。空气被阳光蒸得粘稠，街道仿佛熔化的琥珀，裹挟着车马人流缓慢地向前流淌。
我自东羊市小学出发，沿路惯常要经过马厂子，再穿过饮马池，最后踏上下马陵那条石板路，这每日往返的路线，是我童年描摹出的清晰轨迹。
热风扑面，裹挟着尘土与远处早点摊子的气息，这味道便是我童年每日启程的序章。
马厂子、饮马池、下马陵，这些街名皆因马而起，仿佛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皆带着马蹄踏过烟尘的烙印。
我常常独自停步于饮马池边那块被磨得光滑的拴马石前，揣想唐代那些高大壮硕的军马，如何将脖颈低垂，痛快啜饮池中清澈的水。
而最令我心驰神往的，是传说中汉代大儒董仲舒长眠其下的下马陵。遥想当年，无论是威风凛凛的武将，还是身份尊贵的文臣，凡骑马经过此地，皆需下马步行，以表敬意。
那庄重肃穆的仪式感，仿佛隔着遥远时空仍能触及。
然而，当年我小小的心里，最得意的并非这些古事，而是我每次“飞车”掠过下马陵时，却从未下过车，反倒如一阵风般疾驰而过——那时我心中竟隐隐然升腾起一丝叛逆而幼稚的得意。
放学后的归途，便是我每日最惊心动魄的冒险。
那时节，一种柴油三轮车是常见的运货工具，车身漆皮斑驳，颠簸着行驶，车屁股后面突突喷着浓黑的烟，如同甩出一条条污浊的尾巴。
车子速度并不快，却正成了我们这些顽童觊觎的“顺风车”。
我们几个孩子，瞅准一辆刚刚启动的柴油车，相互使个眼色便拔脚猛追上去。待追至车尾，便趁势纵身一跃，双手死死抠住车斗后面粗糙的木栏板，脚也努力寻找着车斗边缘的凸起处。
身子悬空，风便鼓满了我的衣衫，书包在脊背上兴奋地跳跃。
耳畔风声呼啸，车轮碾过青石板的声响混合着柴油机粗重的喘息，如同一种原始而壮烈的鼓点敲在心上。
车子颠簸，我的五脏六腑也跟着摇荡。偶有司机察觉，回头一瞥，见几个小猴子般挂着的孩子，也只是无奈地笑笑，有时甚至略略松了油门，待我们挂稳当了，才重新加力向前驶去——那年代的人情，原也似马厂子巷弄般曲折而宽厚，容得下顽童的莽撞。
那时竟浑然不知惧怕为何物，唯觉心在胸膛里如野兔乱撞，脸颊被风抽得生疼，却无比痛快。
车尾喷出的黑烟扑面而来，带着浓重的柴油与铁锈味道，我们被呛得咳嗽，却偏不肯松手，如同贪恋树巅青涩果子的猴儿。
倘若侥幸扒到了街口，飞身跳下，脚掌砸在坚实的地面上，那份侥幸脱险的快意便陡然在胸口炸开，而后我们总会互相拍着肩膀，笑闹着朝家奔去。
如今回想，方才懂得那每一次纵身，悬在车后摇晃的每一刻，都是把小小的性命悬在了一缕随时可能绷断的细丝上。那个年代的孩子，真是散养在古城街巷里的野草，生死由天，全凭运气。
父母们大抵都忙着生计，无暇如当今这般，将孩子整日紧系于视线之内，如同守护易碎的琉璃盏。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便如野草籽撒在城墙根下，风里雨里，自己挣扎着发芽。
然而，一次惊魂终于撞碎了我这懵懂的快意。那天我又如常扑向一辆柴油车，车斗边缘却意外溜滑，刚攀上去的手猛地一滑，我整个人便向后栽去！
霎时天旋地转，青石板路在眼前急速放大，冰冷的气息直扑上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后背被一股力量托住，我踉跄几步，跌坐在地，只觉尾椎骨一阵钝痛。
回头一看，原来是同巷的刘叔恰巧路过，他一把将我抄起，脸色吓得煞白。他重重拍打着我身上的灰，那力道分明带着后怕：“你这娃！不要命咧？”他紧攥我胳膊的手微微发颤，汗湿而冰凉。
我惊魂未定，耳朵嗡嗡作响，只看见他嘴唇翕动，却听不清声音了——那车屁股喷吐的黑烟，已毫不留情地卷过街角，消失在巷弄深处。
那一次失手坠落的经历，如同被生活用粗砺的指头，在心底狠狠刻下一道印记。
此后，我依然穿行于马厂子、饮马池与下马陵之间，脚步依然匆忙，却再不敢轻易去攀附那移动的铁兽了。
柴油车依然喷着黑烟，慢吞吞地驶过老街，我有时望着车后扬起的尘土，竟第一次恍然发觉：这曾被我嫌弃缓慢的车，原来也如此决绝，它碾过青石板的声响，竟也似光阴自身沉重而固执的脚步声。
岁月无情，城市亦如巨兽般不断蜕皮换骨。
后来我离开古城多年，当再次踏上东大街时，那曾经熟稔的风景已模糊难辨。马厂子、饮马池、下马陵，这些名字虽仍倔强地钉在崭新的路牌上，可两侧的旧屋大多已悄然隐退，代之以整齐划一、光鲜亮丽的楼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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