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苏联方面？
听到这个方案之后，即便是秦文伟都觉得这个方案有可行性。
首先苏联方面确实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支援国府方面志愿航空部队支援抗日战争。
1937年11月苏联派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从1938年起2000多名苏联空军志愿队员和1000多架飞机相继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并且期间多次重创日军。
有这个前提在，重新让苏联以志愿的名义，携带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去重庆，反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毕竟，只是一些会使用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苏联士兵而已，对苏联而言，根本就不值一提。
而且这次的事情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打击日军航空部队的嚣张气焰，并且支援重庆、成都等后方城市内的民众。
“既然这样，那这点暂时就这么确定下来吧。由延安方面在下次同苏联的通讯当中向苏联方面正式提出。
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由我们提供，而且还能实战测试，我相信苏联方面会感兴趣的。”
延安方面最终一锤定音，把事情敲定了下来。
不过秦文伟这时候就提醒道：“别的都好，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提醒苏联方面，让他们务必记得要守好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
别的不说，如果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丢失之后，最终被德国得到样品，对他们来说，可着实是一个坏消息。”
关于这点，甚至都不用别人提醒，秦文伟自己都能想象得到国府几乎是迫切地想要了解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情况下，他们绝对不会拒绝这点。
而在这个情况下，国府不论是强取豪夺还是用计策获得，一旦他们获得了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那基本就等于全世界都拥有了。
卫司令员都已经很倾向于八路军了，但八路军输送给他物资之后，还是有为数不少的物资出现在了山东日军这边。
这点秦文伟现在可以说是记忆犹新。
不过秦文伟倒是不担心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被德国获得之后，德国能够仿制，这点绝无可能。
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别看它只是第一代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但其内含有的技术绝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能够仿制的。
但不能仿制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不代表不能研制出能够克制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装备。
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红外跟踪能力其实并不强，甚至有时候朝着空中发射，还会直冲冲地朝着太阳飞去——因为太阳就是整个空中最为强大的红外放射源。
而在秦文伟提出这个说法之后，延安方面也是说道：“嗯，这点我们也会和苏联说清楚。”
这两件事讨论完之后，接下来，副参谋长便开始说道。
“这次长治战役，也暴露出了我们不少的问题。
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在长治战役期间，暴露出来的部队机动性不足的问题。
尽管在发现这一问题后，第386旅立即启用备用方案，将后勤部队的车辆用于运输部队，但还是让日军有机可乘。
如果我们在攻克屯留的时候，就能够趁着日军撤退的间隙，以摩托化部队直接追击日军，也不至于能够让日军成功撤退到长治县。
日军步兵第224联队以及步兵第222联队，这两个联队分别在屯留和襄垣县。
但我们在缺乏摩托化部队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将他们拦截在路上，导致长治战役有让日军钻空子的可能。
所以，在这之后，我们八路军总指挥部内部就召开了一个会议，和一线作战部队讨论过这件事。
后勤部队虽然能够使用解放CA10卡车甚至是红岩CQ261卡车搭载我们的战士，但毕竟这只是一种应急方案。
这个应急方案目前我们认为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各部队之间并不太好协调。
比如我们将12辆卡车作为一个整体，运输一整个连。
那么这12辆卡车如果中间没有出现掉队、也没有出现任何需要维修的问题的话，那这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能够顺利在预定地点完成集结。
不过实际作战当中，我们发现以连为单位的这12辆卡车尽管是能够拉着一个连的装备和人员。
但这支部队很难按照预定方案完成集结。
由于我们这些卡车司机并不是专业的军人，他们仅仅只是临时训练出来的司机罢了。
一旦在运输途中，出了一些问题，他们无法处理，而且我们的战士也没有接受过对应的训练，很容易造成混乱。
尤其是行军过程中，部队也很难调整。
所以这期间，出现了大量部队找不到上级，或者没有及时抵达集结地点的情况。
尽管我们使用指挥型电台以及手持电台能够尽快尽可能地纠正这个错误，但中间确实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少棘手的问题。
因此，经过商议后，我们认为部队的摩托化应该要尽早提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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