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正月的香港，年味还没散尽，尖沙咀的雨却下得缠绵。和记黄埔总部楼下的“星港咖啡馆”里，林英搅着杯里冷掉的咖啡，指尖沾着的墨渍还没洗干净——刚才在办公室签完和蛇口码头的补充协议，就被陈默催着来见“一位台湾来的老朋友”，说是对方特意叮嘱要在这家咖啡馆等。
玻璃门被推开时，风铃叮当作响，带着一身寒气的林青霞走了进来。她穿一件米白色的羊毛大衣，头发剪短了些，齐耳的长度衬得脸更清丽，手里攥着个棕色的公文包，伞面上的水珠滴在门口的脚垫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四目相对的瞬间，林英手里的咖啡勺顿了顿。快一年没见，她褪去了去年春节时的青涩，眉宇间多了几分干练，只是那双眼睛，还像初见时那样亮，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局促。
“林英。”林青霞先开了口，声音比电话里更轻，走到桌前时还下意识拢了拢大衣下摆，“抱歉，路上堵车，来晚了。”
“坐。”林英起身帮她拉开椅子，指了指对面的空位，“要喝什么？热可可？”
“不用了，一杯温水就好。”林青霞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腿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包带——那是个黑色的皮质公文包，边角已经磨出了细痕，不像她以前用的名牌包，倒像是常年带在身边的旧物。
咖啡馆里的爵士乐很轻，混着窗外的雨声，把节奏拉得很慢。林英看着她面前空着的水杯，想起1976年第一次在福临门请她吃饭，她也是这样，紧张的时候会攥着餐具，眼睛会下意识看向窗外。
“这次来香港，是为了《海峡往事》的发行？”林英先打破沉默——昨天陈默汇报时提过，台湾“青霞影业”出品的第一部电影《海峡往事》，想在香港找院线排片，找了几家英资院线都被拒了，才托人联系到他。
林青霞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电影海报推过来。海报上的她穿着民国学生装，站在海边，眼神里带着愁绪，右下角印着“青霞影业 独立出品”的字样。“英资的院线说……我们是台湾来的小公司，不给排春节档，只肯给午夜场。”她声音低了些，“我知道和记黄埔旗下有三家院线，想请你帮帮忙，能不能给个黄金场的排期？”
林英拿起海报，指尖划过“青霞影业”四个字。他记得去年她回台湾时说要自己开公司，当时还担心她应付不来，没想到真的拍出了电影。只是香港的英资院线一向排外，尤其对台湾来的影片，更是处处刁难。
“院线的事我来安排。”林英把海报放在桌上，“和记黄埔的三家院线，春节档给你留两个黄金场，票房分账按香港本土公司的比例算，不会让你吃亏。”
林青霞猛地抬头，眼睛亮了亮，又很快低下头，小声说：“谢谢你，林英。每次我遇到麻烦，你都会帮我。”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像根细针，轻轻扎了林英一下。他想起1976年她在邵氏片场哭着说片酬低，想起1978年春节她抱着他说“祝你幸福”，心里有点发涩。
“我们是朋友，应该的。”林英端起冷掉的咖啡喝了一口，试图让语气更自然些，“这部电影拍了多久？投资收回了吗？”
“拍了四个月，花了80万新台币。”林青霞终于放松了些，语速也快了点，“在台湾已经上映了，票房还不错，收回了成本，就是想在香港再赚点，好拍下一部。”她顿了顿，又补充道，“我不想再靠别人，想自己做老板，拍出自己喜欢的电影。”
林英看着她眼里的光，想起自己当年从邵氏跳出来组武行班子的日子，心里生出几分共鸣：“有骨气。以后要是需要投资，或者遇到院线的麻烦，随时找我。”
“真的？”林青霞眼睛里的笑意更浓了，像窗外的雨停了，露出了点阳光。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推过来，“这是我在台湾拍的，给你和关小姐留个纪念。”
照片上的她站在台北故宫的红墙前，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笑得很灿烂。林英拿起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1978年秋，台北。祝林英、关之琳幸福。”
“谢谢。”林英把照片放进西装内袋，“之琳今天去纺织厂了，晚上我让她做几个菜，一起回家吃晚饭？”
林青霞的笑容顿了顿，随即摇了摇头：“不了，晚上还要去见剧组的人。等你有空，我请你和关小姐吃饭吧。”
她拒绝得很自然，没有丝毫勉强，倒让林英松了口气——他怕她会尴尬，也怕关之琳会多想。其实昨天跟关之琳提过林青霞来香港的事，关之琳只是笑着说：“青霞小姐一个人在台湾开公司不容易，你多帮帮她，晚上要是有空，就请她来家里吃饭。”
这个丫头，总是这么懂事。
雨渐渐停了，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林青霞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浅金色。她看了看手表：“我该走了，下午要去片场看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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