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寒阶霜重印双痕，老骨相扶向晚春。
一盏残灯摇旧梦，半炉余火暖新温。
牵衣怕失同归影，举步犹存共语温。
莫道余年行色促，尚有清辉照两魂。
林骁把最后一块炭添进火盆时，火星“噼啪”溅起，落在青砖地上，烫出几个细碎的黑印。火盆是父亲年轻时用铸铁打的，边缘已经锈出蜂窝状的孔，母亲总说“这盆比你岁数都大，扔了可惜”，于是每年冬天，林骁都要找些新炭来，让它继续在堂屋中央吐着暖光。
“骁儿，把你爹的棉帽拿来。”母亲坐在藤椅上，膝头盖着块厚毡布，是用父亲的旧大衣拆的。她的咳嗽声比前几日重了，每咳一声，肩膀都要剧烈地抖一下，像风中快要折断的芦苇。
林骁从樟木箱里翻出棉帽，帽檐的兔毛已经板结发黄，帽顶补着块深色的补丁——那是母亲前年用他穿旧的毛衣改的。“娘，这帽子该换了，我给您买顶新的。”他把帽子往母亲手里递，指尖触到她冰凉的指节，像碰着块老树根。
母亲摇摇头，把帽子往火盆边挪了挪，让热气熏着：“新的哪有这个暖。你爹戴了十五年，里子都浸着他的汗味，戴着就像他在旁边守着似的。”她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光，“前儿夜里我梦见他了，戴着这帽子，蹲在灶前烧火，说‘老婆子，火够旺不？冷了就往我这边凑凑’。”
林骁的心沉了沉。父亲走后的第二十个冬天，母亲的记忆已经像被大雪覆盖的路，只剩下几条模糊的辙痕，却唯独对父亲的细节记得清晰——他爱喝的浓茶要放多少茶叶，他冬天睡觉总爱把脚伸到被子外面，甚至他戴棉帽时总爱把帽檐压得很低，说“挡风”。
“我去给您煮点姜茶，驱驱寒。”林骁转身往厨房走，灶台上的铝壶正“呜呜”响着，壶底结着层厚厚的水垢，是母亲舍不得换的旧物，说“这壶烧的水甜”。
父亲拄着拐杖从里屋出来，拐杖头在青砖地上敲出“笃笃”的响，每走一步，都要顿一下，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平地，而是陡峭的坡。“让你娘少喝姜茶，她胃不好。”他走到母亲身边，把自己的羊毛围巾解下来，缠在母亲脖子上，动作慢得像在拆解什么精密的物件，“我炖了点梨汤，在灶上温着呢。”
母亲拍了拍他的手：“就你细心。”她往火盆里添了块小炭，“你爹年轻时可不这样，毛手毛脚的，给我烧洗脚水，能把水壶打翻在地上，烫得自己直跳脚。”
父亲嘿嘿笑，露出豁了角的牙：“后来不是学会了？你坐月子那阵，我给你熬小米粥，熬得比谁都稠。”他忽然压低声音，凑近母亲耳边，“我偷偷给梨汤里放了块冰糖，你最爱吃的那种。”
母亲的脸红了，像被火盆烤热的苹果：“老东西，就你惯着我。”
林骁端着梨汤出来时，正撞见父亲用自己的袖口，给母亲擦嘴角的汤渍。母亲的头发白得像雪，父亲的手颤得厉害，却擦得格外轻，仿佛在抚摸易碎的瓷器。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他们身上织出金网，两人的影子在地上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
“骁儿，你看这炭，是你爹前儿在后山拾的。”母亲指着火盆里的炭块，块头不大，却烧得很旺，“他说这是‘硬炭’，耐烧，一晚上不用添。”后山坡早就没人去拾炭了，父亲的腿也根本走不到后山。
林骁没戳破，只是往母亲碗里又舀了勺梨汤：“甜吗？爹放的冰糖。”
“甜。”母亲的声音带着点哽咽，“跟你爹年轻时给我买的冰糖葫芦一个味。”
晚晴挎着竹篮进来时，雪粒正顺着窗缝往里钻。篮子里装着刚蒸的豆沙包，热气腾腾的，混着炭火的焦香。“婶，叔，我娘让我送点包子来，说豆沙是自家磨的，甜而不腻。”她把包子放在火盆边的小几上，见父亲正给母亲捶背，便走过去帮忙，“叔，您也歇会儿，我来。”
父亲摆摆手：“不用，我给你娘捶背，力道她才舒服。”他的手在母亲背上轻轻打着圈，像在弹奏什么无声的曲子，“她这背，年轻时常疼，都是累的——给队里织布，给你缝衣裳，给我洗那永远洗不完的脏衣服。”
母亲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火盆边的青砖上，“滋”地一声化了：“你也没少受罪，为了给我扯块花布，在砖窑厂扛了三天砖，回来时肩膀磨得全是血泡。”
晚晴的眼圈红了，往火盆里添了块炭：“婶，叔，您俩别总说这些，怪让人难受的。”她给林骁递了个眼色，林骁点点头——晚晴的母亲炖了羊肉汤，装在保温桶里，就放在厨房。
午后，雪下得大了，像要把整个村子都埋起来。母亲说想去院里看看那棵老梅树，父亲便扶着她，慢慢往门口挪。梅树是父母年轻时栽的，枝桠歪歪扭扭，却每年冬天都开满红花。母亲走几步就要歇一歇，父亲就陪着她站着，等她喘匀了气再走，像两只互相取暖的老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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