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混乱稍息，各种小道消息和经过审查的公告开始拼凑出真相的轮廓。根本没有什么高卢人的奇迹攻势攻陷维恩，也没有传说中的“源石技艺失控”。真相远比那更残酷，也更符合莱塔尼亚宫廷一贯的风格——是内战，是背叛。
盘踞在维恩的高塔贵族们，早已对巫王的穷兵黩武和自身权力的侵蚀不满。他们联合了部分对战争前景绝望的军方高层，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兵变。一场发生在宫廷最深处的血腥火并，巫王和他的死忠术士们与叛乱的贵族势力同归于尽。权力顶层瞬间蒸发，留下了巨大的真空。
为了避免国家彻底崩溃和被高卢趁虚而入全面占领，残存的贵族议会和军方首脑做出了决定：抢在局势彻底失控前，向高卢及其盟友提出“无条件”投降，以换取停战和新政权的基本承认。对他们而言，这是止损，是权力的重新洗牌。但对前线士兵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所有的牺牲和坚持，都成了高层内斗可有可无的筹码和代价。战争不是在战场上失败的，是在后方肮脏的密室里被终结的。
战争的伤疤在卡尔身上是隐形的，却无时无刻不在瘙痒、作痛。当莱塔尼亚共和国在帝国的废墟上仓促建立时，卡尔正挤在维恩城北站汹涌的人潮里，大部分是和他一样眼神空洞、背着简陋行囊的退伍兵。维恩，这座他曾经求学的“音乐与理性之都”，空气中除了熟悉的煤烟和灰尘味，更多了一种颓废的香水和廉价烟草混合的刺鼻气味，一种虚弱的、强颜欢笑的喧嚣感。
《金盏花和约》的具体条款，他是从街头报童声嘶力竭的叫卖和酒馆里醉汉的咆哮中拼凑出来的。“割让海登施伟尔源石矿区？那是我表哥的部队死守过的地方！”“赔款？拿什么赔？把我们最后一条裤子也赔给高卢佬吗！”在“老兵之家”酒馆（一个由旧仓库改建的、光线昏暗的场所），卡尔沉默地坐在角落，用一把小刀反复削着一块木头的棱角，直到它变得光滑无比。他听着昔日战友，那个在“铸铁厂”丢了三根手指的汉斯，用残掌拍着桌子，醉醺醺地咒骂：“我们在流血，那些穿西服的婊子养的在背后数钱！还有那些长翅膀的秃鹫（指黎博利商人），他们靠战争吃得脑满肠肥！”卡尔胃里一阵翻腾，不是因为这劣质黑啤酒，而是因为那种深入骨髓的虚无。他想起了“罂粟园”那个传令兵狂喜而茫然的脸，如果最终的结局是这样，那安托万——那个在最后冲锋前还和他分食一块发霉面包的年轻下士——的死，又算什么？
最初的混乱是具体而残酷的。卡尔的退伍金，装在一个厚厚的信封里，听起来是一笔巨款，却只够他在有暖气的地下室租铺位一个月，或者买十根黑面包。他亲眼见过一个老妇人推着一独轮车的钞票，只是为了换一小袋土豆，而钞票被风吹得满街飞，都没人弯腰去捡。他干过各种零工：帮人清理被炮火损毁的建筑废墟，双手被砖石磨得鲜血淋漓；在半夜去城外的批发市场，扛大包冻得硬邦邦的土豆；甚至替一个黑市贩子跑腿，运送来路不明的罐头。维恩的冬天，潮湿阴冷，他只有一件磨得发亮的旧军大衣御寒，寒冷的感觉比在“橡树”防线的雪洞中更令人绝望，因为那时至少还有“活下去”这个明确的目标。
转机的到来，带着哥伦比亚式的鲜明印记。卡尔通过一份贴在电线杆上的招聘启事，进入了“莱塔尼亚-哥伦比亚联合精密仪器公司”。面试他的经理是一个穿着笔挺西装、叼着雪茄的哥伦比亚人，说话语速极快，手指上戴着巨大的宝石戒指。工厂车间明亮宽敞，机器是崭新的哥伦比亚制造，发出有节奏的轰鸣。卡尔的工作是技术绘图员，他的办公桌在一个用玻璃隔开的小角落里，面前是丁字尺、绘图板和一堆铅笔。他的任务是将哥伦比亚工程师带来的粗糙草图，转化为符合莱塔尼亚工业标准的精密零件图纸。
这份工作月薪是2000新杜卡特，是一笔惊人的财富。他在离工厂不远的一条嘈杂小巷里，租了一个阁楼房间。房间低矮狭小，屋顶倾斜，只有一扇小天窗能望见一片被烟囱分割的天空，但至少是独立的，有张坚实的木床、一个洗脸盆和一个可以烧水的小炉子。他每天能去街角老板娘那里吃一顿热腾腾的土豆汤和香肠，周末甚至能奢侈地去公共浴室洗个热水澡。
下班后，他偶尔会去市中心那条着名的“环城大道”。大道两旁的咖啡馆灯火通明，露天座位上坐满了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他通常会选择最便宜的、位于室内角落的位子，点一杯最普通的咖啡，价格相当于他战前在理工学院一天的生活费。留声机里播放着震耳欲聋的爵士乐，萨克斯风的声音在他听来如同受伤野兽的嘶鸣。他看着那些年轻男女在舞池里疯狂地跳着查尔斯顿舞，短裙飞扬，笑声刺耳。他看到新贵的商人和政客在高谈阔论，他们谈论着股票、地产和去哥伦比亚度假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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