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演结束后的日子，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泥土、秧苗、锄头、扁担，构成了生活的全部。那晚舞台上惊心动魄的锋芒，似乎被沉甸甸的日常暂时覆盖了。
值班干部没再找他们谈话，那道审视的目光依旧存在，却仿佛收敛了锐利的边角，变得更具耐心。风暴没有立刻降临，但这份平静本身，就透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
秦建国和沈念秋都清楚，那晚的举动，无异于在薄冰上踏出了一步。但他们谁也没有后悔。冰层下的水流似乎更急，他们之间的纽带却也因此更加牢固。他们依旧谨慎，在公开场合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但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能传递只有彼此才懂的关切与支持。生活的重心，实实在在地落回了如何“活下去”，并且是尽可能地“好一点”地活下去。
春耕最繁忙的时节到了。抢收抢种，考验的是体力，更是意志。秦建国凭借着踏实肯干，渐渐在生产队里站稳了脚跟。他不再是最初那个手足无措的城里学生，扶犁、耙地、插秧，虽然比不上老农娴熟，但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他知道，在这里，劳动能力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工分多，口粮就多，日子就能稍微宽松点。他甚至还跟着队里一个会编竹篾的老农学了些手艺，休息时编些筐篓、筲箕，也能换点零碎东西。
沈念秋也一样。她身体不如秦建国强壮，但韧性十足。白天下地，晚上还在煤油灯下就着微弱的光线，帮着队里识字不多的人写写家信，或者帮宣传队写些新的演出稿子——当然是符合要求的、稳妥的内容。她用这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也为自己换取些许便利和善意。她知道，在这里，孤立无援是危险的。
一天，公社传来消息，说是要选拔一批表现好的知青，参加县里组织的农业技术短期培训班。名额有限，一个大队只有一两个。这无疑是一个机会，不仅能暂时离开繁重的体力劳动，学到些实用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这或许能成为一个未来招工、返城的微弱砝码。哪怕希望渺茫，也足以让许多知青心动。
秦建国和沈念秋都符合基本条件。但他们都明白，值班干部的态度，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果然，在队委会初步讨论人选时，值班干部慢悠悠地开了口：“秦建国同志嘛，劳动态度是好的，吃苦耐劳，群众反映也不错。沈念秋同志，有文化，宣传工作也积极。”他话锋一顿，像是无意般提起，“不过，年轻人，还是要更稳重些好。有些时候，过于突出的‘个性’，不一定符合革命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培训班嘛，还是要选拔那些根正苗红，思想上绝对可靠的同志。”
话语里的敲打意味，不言而喻。
消息传到秦建国和沈念秋耳中，两人在田埂边沉默了片刻。
“去不成也好，”秦建国先开了口，用锄头铲着脚下的土疙瘩，“那培训班听说也就是走个过场，学不到什么真东西。还不如多挣点工分实在。”他试图让语气轻松些。
沈念秋望着远处郁郁葱葱的稻田，轻声道：“我知道。只是……这提醒了我们，那件事，没那么容易过去。”
他们不再提及培训班，仿佛从未有过这个希望。生活继续在泥土和汗水间翻滚。秦建国更加卖力地干活，工分赚得越来越多，他甚至用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和粮票，托人从县城捎回了一小块肥猪肉。那天晚上，他在知青点后面简陋的灶房里，用猪肉熬了油，炒了一大盘野菜，又悄悄塞给沈念秋两个用油渣和粗粮做的饼子。
“吃点油水，看你最近都瘦了。”他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沈念秋接过那还带着温热的饼子，没有推辞。金黄的油渣混在粗糙的饼子里，嚼在嘴里，是久违的、令人几乎落泪的香气。这微不足道的关怀，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比任何华丽的誓言都更显珍贵。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在这沉重的现实里，能多一点暖意，多一点活下去的底气。
不久后，公社安排修水渠，任务艰巨，但工分补贴高。秦建国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沈念秋则因为文笔好，被临时抽调到公社去整理一批积压的文书档案，虽然工分不多，但至少不用日晒雨淋。
分别前那个傍晚，秦建国在打谷场边的草垛后找到沈念秋，塞给她一个小布包。
“是什么？”沈念秋问。
“我自己编的，”秦建国有些不好意思，“天冷了，围着挡挡风。”
沈念秋打开，是一条用旧毛线和芦苇花絮混合编织的围巾，粗糙，但厚实。她摩挲着围巾粗糙的表面，心头涌上一股暖流。
“修水渠辛苦，你……注意安全。”她抬起头，看着他。
“嗯，”秦建国点点头，“整理档案也挺耗神，别累着。”
没有更多的话语，简单的叮咛里，是彼此都懂的牵挂。他们不再去幻想遥不可及的将来，也不再执着于冲破无形的罗网。如何在现实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如何守护住身边这一点点微小的温暖和默契，成了此刻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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