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木兰溪浸在暖融融的日光里，沿岸的桃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层层叠叠压弯了枝头，风一吹便簌簌落下，铺满半条溪流，像谁把揉碎的云絮洒进了水里，又似铺了层轻薄的碎雪，连流水都染上了三分甜香。我和苏青坐在竹筏上，竹椅铺着磨得发亮的蓝布垫，指尖触到竹筏边缘时，还能摸到经年累月被水流浸出的温润纹路。撑筏的老丈穿着靛蓝短褂，裤脚卷到膝盖，露出沾着泥点的小腿，他握着丈许长的竹篙，慢悠悠拨开水面堆积的花瓣，竹篙入水时溅起的水花，又带起几瓣飘零的花，顺着涟漪往溪下游漂去，最终混进连片的花海里，没了踪影。
“就是这里了。”老丈忽然停下竹篙，竹筏借着惯性往前漂了丈余才稳住，他抬手指向溪畔一片茂密的桃林，林子里隐约能看见茅屋的檐角，“三十年前，有个姓‘允’的老先生在这儿落脚，亲手种了这片桃林，还在林边搭了间茅屋。他待村里人好，见娃们没处念书，就自个儿开了个小私塾，教娃们认字算术。谁问他从哪儿来、以前是做啥的，他都只笑不说话，只说自个儿是个无家可归的老头子。不过那老先生的字是真好看，比镇上庙里的碑文还工整，逢年过节，村里家家户户的春联都是他写的。”
我们顺着老丈指的方向望去，桃林深处的茅屋藏在错落的枝桠间，屋顶长着半尺高的狗尾草，风一吹便轻轻摇晃，显然久无人住。竹筏靠岸时，花瓣沾了满鞋，踩在松软的泥土上，连脚步都变得轻缓起来。走近茅屋才发现，门楣上挂着块褪色的梨木牌，上面刻着“归园”二字，字体清隽飘逸，笔画间带着几分温润的力道，竟和我们在镜湖石窟里见到的建文帝手稿如出一辙——连“园”字最后一笔的收锋弧度，都分毫不差。
苏青伸手推开虚掩的木门，“吱呀”一声轻响，像是打破了多年的沉寂。屋里的陈设简单得很：靠里墙摆着一张竹榻，榻上铺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褥子，边角已经磨出了毛边；中间放着一张旧案几，案面被岁月浸得发黄，却擦得一尘不染；案上摆着一方端砚，砚台里还剩半池宿墨，墨色虽已暗沉，却没结半点墨渣，旁边压着张泛黄的宣纸，纸角微微卷起，上面的字迹被潮气洇开了些，却能清晰认出是“桃花源记”里的句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最后一个“属”字只写了一半，墨痕戛然而止，像是提笔的人突然停了手。
“他真的在这里住过。”苏青的指尖轻轻抚过案几边缘，那里有无数道细密的凹痕，是常年搁笔留下的印记，她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哽咽，“你看这砚台，边缘都磨得比铜镜还亮，定是日日握在手里，磨墨写字从不间断。还有这案几，连一点划痕都没有，可见他待物多珍重。”
我走到屋后，篱笆墙早已朽坏了大半，却还勉强圈出一方小院，院角有座小小的土坟，坟头长满了青草，没有墓碑，也没有任何标记，只在坟前种着一株桃树，树干不算粗壮，却枝繁叶茂，树腰上系着块暗红色的绸布，风吹过时，红绸飘得像一团跳动的火，在满眼的粉白里格外醒目。老丈不知何时跟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个装着桃花瓣的竹篮，他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惋惜：“十年前的清明，天还下着小雨，老先生就坐在这桃树下，手里还拿着本书，村里的娃去送糕点时，才发现他已经没气了。他这辈子没亲没故，村里人念着他教书的恩情，就把他葬在这儿，让他守着自己种的桃林，也算是有个归宿。”
苏青蹲下身，从行囊里取出个油纸包，里面是镜湖老者临别时给的莲子糕，糕点还带着淡淡的莲香，她小心翼翼地掰了半块，轻轻放在坟前的青石上，动作轻柔得像怕惊扰了长眠的人。风恰好吹过，坟前的红绸飘到她肩头，又轻轻落下，像是在回应这份心意。我站在一旁，忽然想起暗影门长老说的“允翁隐于江南”，想起镜湖石窟里建文帝写下“愿弃龙袍，换人间安稳”的手稿，想起云栖寺藏着的、记录他辗转路线的竹简——那些零散的碎片，此刻终于在脑海里拼在了一起，成了完整的答案。
靖难之役的大火烧遍南京皇城时，建文帝并未如史书所载那般自焚而亡。玄真教的旧部早在战火燃起前，就偷偷打通了黑风口的密道，趁着混乱将他护送出宫，一路往北逃至漠北，在草原的帐篷里躲了三年。后来风声渐松，他又辗转南下，到了江南镜湖，在湖底的石窟里隐居了八年。那些年里，他看着石窟外的百姓春耕秋收、安居乐业，终于看透了权谋纷争的虚妄，也看清了天下人对安稳生活的渴望——于是他亲手烧毁了复国的密信，砸碎了象征皇权的玉印，化名“允翁”，带着简单的行囊离开镜湖，先后去了云南、福建等地。在云南时，他种过茶，看着茶农们顶着烈日采茶、围着篝火炒茶，听他们说今年的收成够不够缴租；在福建时，他教过书，握着娃们冻得通红的手教他们写“人”字，听他们说长大后想种好家里的田。最后，他停在了木兰溪畔，种了这片桃林，搭了间茅屋，在笔墨和花香里，走完了余生。而我们之前找到的那枚虎符，从来都不是他复辟的信物，虎符内侧刻着的“民为贵，君为轻”，才是他对后来者的告诫：天下的安稳，远比龙椅上的名分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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